 放大圖片
■《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作者提供
黃仲鳴
最近，我所教的學系掀起一場關於方法論的辯論，明令學生所修讀的方法論，一定要達到B+以上，那才批准寫論文。我認為這是惡法，是扼殺一些學生的智慧和學術發展。
方法論在研究和寫論文上，是否那麼重要？尤其是西方論文大為流行的今天學界，很多很多論文都在徵引，在套，在生吞活剝。記得此間有某大學教授，獲邀參加一個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他提出的課題是《台北人》，洋洋近萬言。講評人指，單單為了闡述俄國形式主義諸大師的理念，就佔掉三分之二篇幅，結果全篇幾乎淪為這些俄國「聖經」的腳註。方法論墮落到這般地步，真是學界之恥。同時，這位教授還特別標示米勒為「解構主義」者，實則他所引用的書是米勒早年寫的「結構主義」著作，其中某些章節更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已發表。換言之，當時的米勒是「結構」而毫不「解構」。「結構」、「解構」不分，套用方法論而根本不求甚解，堂堂香港教授丟臉於人前。
該位講評人講得好，任何一種理論，有其洞見，亦必有其障蔽。我始終認為，方法論不是「套」的，它只是一種思想方法，在研究領域中，要用適用的方法作為你的思考武器；而世上的方法論眾矣，哪種方法對你適用，端視你所學。在學院只讀一個學期，僅十餘星期的課程，又學得幾多？教授所授的又怎可囊括所有的方法論？
近讀《李歐梵論中國現代文學》一書，其中有篇《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方法》，值得拈出來說一說。這是篇講稿，是他的研究經驗。
他說，在「做研究生的時候，特別得到夏濟安和夏志清兩位教授的啟發」；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夏先生所追蹤、所師從的是英美新批評」；而夏濟安呢？他的《黑暗的閘門》是「用非常人性化的研究方法把左翼的作家還原到人的面目」。夏志清的「新批評」，夏濟安的「人性化」，都是一種方法。在他們的書中，我們看不到「套」，看不到「旁徵博引」這兩方面的「理論」，這只是作為思想、研究的方法。
另外，李歐梵還醒覺到一個「危機」，「就是文本讀得不夠」；不錯，現時不少研究者，讀得不夠就誇誇其談。「文本細讀」是必要的階段，無論研究甚麼，必經「文本細讀」。研究沈從文，就要細讀沈從文；研究《循環日報》，就要細讀《循環日報》。在「細閱」過程中，以前所讀的理論就會浮上腦海，就會擇而用之。陳平原細讀晚清小說，就寫出《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他所用的是「敘事學」。
歷年指導學生寫的論文，每一個課題都有特定的研究方法，如《報章連載小說之死》就用了歷史學、社會學、文藝社會學、讀者接受論等理論，另還要學生「細讀」資料，又豈短短的方法論課程能予「遍教」？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