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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
小時看連環畫，總認為宋太宗是昏君，正是他，庇護潘仁美，陷害楊家將。長大才知道，宋太宗地位比較尷尬，秦皇漢武他沾不上邊，唐宗宋祖沒他什麼事。他只是北宋第二任皇帝，而非北宋「第二代」領導核心。他是宋太祖趙匡胤之弟，為避皇兄之諱，趙匡乂更名為趙光義。他登基後，為免因避諱而「走光無義」，又改名趙炅。
趙光義其實是一位有作為的領導人。在他任內，併吳越、取漳泉、滅北漢，一統華夏。雖然北伐契丹、南征交趾（今越南）遭遇挫折，畢竟促進了國家統一。在內政上，他擴大科舉取士，修纂大型類書，限制節度權力，確立文官政治，為賡續三百多年的宋祚奠定了基礎。當然，討論中國的開國皇帝不能以美國的開國領袖華盛頓、傑佛遜作參照系。在皇權體制下討論趙光義的施政，如同發掘古墓，雖然於國無補，畢竟聊勝於無。
宋太宗趙光義與唐太宗李世民經歷有些近似，登基之前，都曾經歷金戈鐵馬。當上皇帝後，除了戰事，更多的是國家治理。「馬上得天下」與「馬上治天下」是兩碼事。趙光義不同於晉惠帝那樣的白癡，然而，以「一人治天下」，智慧和經驗畢竟有限，因此，開明的帝王就有了集思廣益的必要。
有宋一代，官制沿襲唐制，比如拾遺、補闕，大抵源於武則天時期。趙光義認為，只是拾遺、補闕還不夠，必須從職責上予以加強和充實。端拱元年（988）二月，趙光義即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司諫與正言顯然不同於拾遺、補闕，其職責是，對朝廷的闕失，大事廷爭，小事論奏，賦予其對中央決策公開批評和質疑的職責和權力。這已經超出了集思廣益的範疇，體現了一定的批評監督的性質。不特如此，揆諸北宋，還有諫議大夫與諫院之設。如果說唐代魏徵的直諫，主要以個人責任感為基礎。那麼，宋代一批著名諫官的崛起，則取決於制度的保證，從而對皇帝的「乾綱獨斷」實施一定的規勸與提醒。
為充分發揮諫官的作用，當年三月，他又下達詔書，批評一些身負「職在箴規，任司獻替」的監督官員「尚於宴安」、「多於拱默」，無所作為，尸位素餐（「因循而備員」，「尸曠以何堪」），要求這些監督官員就中央施政闕失提出意見和建議，舉凡「政教之堙鬱，典章之缺漏，國蠹民瘼，悉當上言，無有所隱。」趙光義鼓勵官員直言、敢言是有確定範圍的，那就是「堙鬱」的政教，「缺漏」的典章，甚至「國蠹民瘼」，並不包括論證其如何正確，闡述其如何偉大。歌功頌德、阿諛奉承，根本不存在敢不敢的問題。
漢武時代，枚乘、東方朔之輩，都因諛文或美言（「徒以作賦」、「敢肆大言」）得到提拔，受到寵信。歷朝歷代，都有一些無德文人，以論證朝廷英明正確為職業，以歌頌皇上偉大光榮為專長，目的只為邀寵獻媚，幹名采譽。針對這一問題，淳化五年（994），趙光義下詔，鼓勵京朝、幕職、州縣官員對「時政闕失，民間利害」直言極諫，禁止上述人員以「獻詩賦、雜文」（這裡的「雜文」，當然與魯迅式的雜文無關）為名，報喜不報憂，對朝廷無原則的歌頌與吹捧。應當說，在這一問題上，趙光義的頭腦是清醒的，他欣賞前者--「難進易退者，賢達之令猷」；他鄙夷後者--「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
趙光義的執政風格不僅載於正史，在當時一些文人撰寫的野史或筆記中也有反映。南宋朱弁記下這樣一件事。淳化年間，雍丘（今河南杞縣）尉武隆越級上書，建言「乞裁宮人」。這個地方官大概認為，國家機關公勤人員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趙光義對宰相談起此事：「小官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廷給事二百人，各有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疏遠之人所未諳耳。」這段話，一方面對基層官員敢於批評中央予以肯定，同時又指出，基層官員不了解上面的實情，國家機關只有200名公勤人員並不算多，因此他反映的問題並不屬實。一個地方官，情況不明，妄議中央，該當何罪？宰相更認為，此事應「以妄言置法。」如此處理，趙光義並不同意，他指出：「以言事罪人，後世其謂我何！」趙光義還是十分看重身後名節的--如果我以言論治人以罪，後人會如何看我呢！據朱弁介紹，「宰執皆慚服」。不以言罪人，反映的只是趙光義個人的胸懷與氣度，這與現代政治所保障的公民言論自由相比，值得肯定之處僅僅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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