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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書練
西方媒體將今年定為「女性之年」，是因為今年有多位女性登上或預期登上政經權力最高位，時值全球興起「反建制之風」，我在想，這恰恰給女性上台提供了契機。
且不說十多二十年前紛爭頻繁的南亞國家興起世襲式女領袖旋風，到了今日，世襲的味道減少了，但女性得以上台，往往是社會分裂或撕裂之際，這是否意味着女性那天生的母性情懷和柔軟手段予人以慰藉？
三十年前，婚後從未工作的三孩之母科拉桑，在教會的背書和軍隊的支持下，這位笑容可掬、形象慈祥的家庭主婦登上了「僕人之國」菲律賓的權力最高位，更開創了首位女性民選女總統的先河。然而，她在六年任期不但沒辦法扭轉菲律賓的經濟，也無法消除貪污現象，卻促成了國會通過總統任期六年、不得連任的法例，杜絕了總統因任期過長而出現更嚴重的貪污機會。
二十多年後的今日，女領袖已見怪不怪，她們在競選時所打的「女性議題」也不見突出，因為相對經濟衰退、社會撕裂和青少年問題，「女性議題」只好暫時靠邊站。
但仔細研究，女性領袖脫穎而出的社會往往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社會或所屬政黨出現嚴重的分裂，男人之間要不鬥得你死我活，要不意興闌珊，無法達成共識，社會或政黨欠缺凝聚力。但新上台的女領袖面對的，就是一堆爛攤子，當年資歷甚淺的蔡英文獲選為民進黨主席如是，今日成為國民黨百年史上首位黨主席的洪秀柱也如是。
二零零八年臨危受命競選主席時，民進黨受陳水扁貪污案影響，民調支持度低到只有兩成，負債兩億多台幣，黨部幾乎發不出薪水。富家女出身的蔡英文只好放下身段走進民間，在街頭和電台呼籲民眾「小額捐款挺台灣」，居然不用一年就令黨內資產由負轉正。
即使在西方國家，默克爾於二零零五年接任德國總理時，社會也是百孔千瘡，國家負債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六成六，又因歐盟關係，企業東移，造成大批人失業，失業率近百分之九。默克爾上台銳意為爛攤子帶來變革，十年下來，今日德國不但主導歐盟，她也成為世界級領袖。
跟以往女領袖憑藉父蔭或夫蔭上台者不同，蔡英文和默克爾都非政治世家出身，也不算有群眾魅力，卻有鍥而不捨的學者精神，也非有如泰國前女總理英拉和韓國女總統朴槿惠般在競選中特別強調女性身份，乞求「給女人一個機會」，反而更注重理性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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