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網上圖片早在2005年，知名學者余世存曾以一部體例獨特且看似「無頭無尾」（無序文、無後記、無注引）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國話語》走入公眾視野，並引發一時「洛陽紙貴」。其以1840年-1999年間中國的歷史片斷為內涵，以「不着一字，不為一注」的「編錄」的方式，在余世存「一個段子接着一個段子」的「歷史」，「一個切片接着一個切片」的「瞬間」裡，「原汁原味」地展現了近現代中國大變局下的種種探索及其成敗、反覆和困惑，以及此間的人間冷暖和人世滄桑。
此書還因此被人稱為開闢了歷史寫作的「段子體」和「微博風」。在《非常道》等的基礎上，余世存近年也持續在梳理和寫作近代人物，如今他經過20餘年來的寫作積累，又完成了宏大的「立人三部曲」（包括《盜火與革命》、《安身與立命》、《世道與人心》），書中傳主百名，跨越歷史近兩百年，幾乎囊括了近代中國所有重要人物。全書以歷史上的人事和人言，來揭示人性密碼、管窺歷史，這顯然可以說是作者近代人物寫作成就和野心的一次完全呈現。■文：潘啟雯
「論世知人」
從古至今，重新梳理、解釋、評價歷史的現象一直存在，這其中的內在原由和邏輯人們也了然於胸，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與現在、未來存在着相關因果關係，過去人們的言行事功罪錯會影響、作用於現在，現實的演變也會決定、影響今天人們對過去的解釋、評價和描寫。然而，余世存的「立人三部曲」，對近代歷史人物及其事實和意義的重新梳理、重新解釋、重新評價，既不乏「溫情與敬意」，也不乏「了解之同情」。
之所以命名為「立人三部曲」，不僅是因為書中傳主多是在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傑出人物，更重要是希望後人能夠從他們的人生經歷中獲得啟示。自青年時代起，余世存就一直傾心於為筆下的人物「蓋棺定論」，這也是2000年以來他連續10餘年呼籲「當代漢語貢獻獎」的一大因緣。
何為「立人」？用余世存的話來，「我希望在散亂的史書、意識形態評判之外，為當代社會貢獻我個人『論世知人』的人生坐標......相信在這個時代，前人的人生能夠立起我們。」同時，「立人」也是余世存對自己的期許，「漢語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於自立立人的開智啟蒙。」
事實上，三本書的主題也對應着身、心、世三重的人生社會結構，《盜火與革命》的主角是「治世」的，微觀主題是個人的事功，宏觀主題則是政治，可以說《盜火與革命》是一部細節豐富而立體的近代政治史。《安身與立命》側重從經濟、生存的角度寫人物，對應「治身」，微觀主題是個人的生存，宏觀主題則是經濟；書中既寫了近代企業家范旭東、盧作孚，金融家周作民、資耀華等人在經濟領域的活動，也從生計的全新角度寫了魯迅、胡適等文化名家。《世道與人心》的主角專注於治心，是求道者或知識分子，宏觀主題是文化，書中從龔自珍到顧準的人物譜系，正是現代中國人的精神軌跡。
人物並非都是公認的「先賢楷模」
隨着對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余世存開始反思歷史寫作，對歷史人物的關注也自覺轉向邊緣者。由此，收錄在「立人三部曲」中的人物並非都是公認的「先賢楷模」，既有「從清末民初以來的歷史推手和弄潮兒」，也有邊緣的「怪力亂神」和被誤解、被忽視的人們。比如在《盜火與革命》中，除了大家熟悉的黃興、宋教仁等辛亥先驅，作者還對人們以前評價不高，或充滿爭議，或關注不夠的一些人物做了重新梳理和評價，比如黎元洪、吳佩孚、唐紹儀、戴笠、張靜江、汪精衛等人。
通常人們評價史學著作，往往會有三點標準：史觀、史識、史才。近代中國作為「帝制」到「民治」的嬗變時期，可謂好題材，因為好，則寫者濫，誰都想插一隻腳打撈珠寶，因為濫，則更甄別出余世存的非同凡俗。他的史識，有個特點，在臧否歷史史實及人物時，沒有跳出來大聲喊叫，而是不動聲色地隱身於故事的敘述裡，崢嶸其內，外撫卻是一馬平川的風景。也就是說，作者沒有預先設計一個框框，將人物和史實使勁生硬地往裡面圈，所謂削履適足的功課十分到位。余世存的史才，具體表現在不喜歡隨意打扮歷史。比如戲說者流，將歷史裁剪成普適群眾的衣衫，俗得發膩。再比如過分「政治化」，歷史明明是那個樣子，卻偏偏要故意拔高或貶低。余世存借助好題材，彰顯了屬於自己的史識，展露出自己的史才，從而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裂縫中找到一塊得天獨厚的自由樂土。
姑舉一例，余世存寫到吳佩孚的故事時指出：亂世中，吳佩孚靠「槍桿子」創業行事，也愛用詩聯抒情言志；是個自以為是的「愚忠儒者」，對其他軍閥毫不手軟卻又如「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似的假仁義道學；他把民眾福祉放在心頭，卻對芸芸眾生的命運不屑一顧。在海外史家看來，吳佩孚顯然是「學者軍閥」和「至死都是一位頗具口才的儒家制度與價值觀的辯護士」，他生於亂世，又為亂世添油加柴；他厭倦了亂世，抽身西遁，過着漂泊、乞食的日子，但內心又是自足的，寫了大量的詩，盡顯唐人氣象，人窮氣不短。日本鬼子要出錢出槍「誘」拉他東山再起捲土再戰，他嚴詞拒絕，頗有骨氣。有的人一生做很多事，不見得有一件值得一提，而有些人一生做一件事，其人生就足以與日月同輝，與人類同在。
「中國文化也有明辨是非、自誠而明的偉大個體和偉大時刻，只是在一百多年的現代轉型裡，很多人失掉了自性，一些人甚至以一生的時間學舌外界的是非，效顰時勢權力的步伐、山寨流行的生活方式，很少能夠做自己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借用黃仲則的名句：乾坤無事入懷抱，應是鴻蒙借君手。」這段話列在「立人三部曲」的開篇，無疑是表明了余世存的兩點寫作態度和追求：一是真實，二還是真實。以真實為鑰匙，使人們得以窺見隱藏於時代深處的複雜人性和社會幽暗；伴隨着作者的憂患和反思意識，活潑潑的原生態的歷史便迎面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