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任之版畫多採用長卷形式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為引介台灣新一代青年藝術家宣揚版畫之美，今次首度親自策展，在灣仔的辦公區域裡，為旅法台灣藝術家尉任之打造其首次在港個人版畫展。
展中20件尉任之版畫作品，包括《落日，海濱風景》系列、《大花》系列、《塞納河畔風景》系列及習作散件。黑白單色的版畫，藝術家以光影、韻律的元素開啟另一種畫意風景，刀痕佈局中不僅是尉任之觀看世界的角度，也是一位旅法華人藝術家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重新建構。■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圖片由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提供）
尉任之是作家尉天驄與聲樂家孫桂芝之子，從小家中坐客者多是諸如現代水墨之父劉國松、畫家楚戈等的藝術界前輩，後考入東海大學藝術專業，卻中途輟學在20幾歲的年紀赴法修讀電影，此次來香港，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大師費南度．阿拉巴爾（Fernando Arrabal）特別創作了法文詩《在諸神與巨人之間》。瀏覽場中畫作，楓丹白露的森林、布列坦的海，在尉任之的版畫中，不是轉錄式的寫實描繪，而是幻化為黑色線條，在不同的形態中述說出作者觀看景致的情緒。
木版寓情
一張木版畫，從畫版到做完，差不多要花掉尉任之四個月的時間，從現居的鄉下驅車遠途採購木材，回來刻版時為了減少材料消耗，尉任之會正反兩面同時刻，他說，「版畫其實沒有什麼技巧，更多的是耐性的訓練，只要有足夠耐性，每個人都可以做版畫。」
話雖如此，將一個創作形式作為一生所寄，還是思辨之後的選擇。從小學時代便已開始拿起刀子刻木版，後來大學進入專業美術教育，直到負笈法國習影、油畫創作，穿行於其中後，40歲的尉任之依舊放不下的還是手中的刻刀，皆因木版畫對於他，就如同心電圖，是最能映射出他心理狀態的載體。「色彩其實可以遮蓋掉很多東西，但是黑白的版畫，用刀子一刀一刀刻出來，很難去遮蓋。」坦言自己是「非常容易受情緒影響的人」，刀下的痕跡，是他內心最精確的表達。
東方的木版畫
日本用木版作浮世繪，台灣用木板作廟堂的門神，尉任之說木板其實很東方。長卷式的構圖、流動的線條和黑白建構中，「水墨感」也成為對尉氏版畫最適切的形容詞。
尉任之指出，歐洲雖是版畫的「正宗」，卻和東方版畫有不同氣質面貌，差異來源自媒材本身，也因相異的視覺表現傳統。作為畫家，創作形式的選取，其實是審美的判斷。「歐洲人對木版畫的理解很不一樣，因為他們的木材很硬，甚至可以用來作小提琴板，需要採用不同的版刻工具，所以他們的版畫很容易產生出一種量感，相對亞洲版畫，我們更強調線的東西。」而正是這種線性的表達，讓尉任之「覺得很美」。在製作技法上，他亦非直接刻版，而是先以水墨傳統工具毛筆為媒介，在板上先畫出完整圖像，再根據線條用刀把白色的部分刻掉，從而產生水墨的感覺。以傳統繪畫為基礎進行刀刻，尉任之否認自己是專門的版畫製造者，「其實我是以繪畫的形式建構版畫，多數版畫的工藝性可能超過繪畫性，我覺得我的繪畫性還是超過公益性的。」
在景物中觀看的角度
光線，或許是探知尉任之心理狀態的最佳通路。巴黎是幾乎所有旅法華人藝術家的朝聖地，幾年前，尉任之卻攜家眷從巴黎移居至楓丹白露附近鄉下，從此楓丹白露的森林、布列坦的海，在尉任之的版畫中有了不一樣的面貌，光線、空氣進來了。「巴黎，是和香港一樣的城市，光線都像是公寓裡微弱的燈光，到了鄉下，一切都不一樣了。」尉任之說光線，是自己的創作中最大的影響因素，二零一六、一七這兩年，正是鄉村的光、空間，讓他的畫面裡有了更多的留白。
極少見到人物，靜物、風景是尉氏刀下最主要的表現對象，聽起來很古典，但他說對這兩個主題的探索其實存在無限的可能性：靜物和風景裡含有人的感覺。所以尉任之畫了各種形態的石頭，姿勢和線條、張開雙臂或躺下，將其解釋為是站在抽象的角度，抽離地對人進行一種舞蹈性觀察。「我常常覺得我不是在畫石頭，而是在畫舞蹈性的人。石頭看久了很像人，從出生，到完結，一個石頭就是一段人生。」
唯一一件帶有人物的畫作中，海邊兩人相對而立，傳出很強的視覺張力。「那天到法國西部的布列坦探望一位古畫修復的法國朋友，他帶我去看海，黃昏的時候他們父子倆快速跑到海邊，那一刻很觸動我，因為逆光看不到臉，海鳥在他們的頭上飛。」電影的學習中，「景框」的概念是電影給他很大的啟示，「即是用哪個鏡框去看，需要調整不同的視點去看世界。」
在文化本源上行走世界
從室內樂聽到歌劇，以前住在巴黎的尉任之幾乎每天晚上都會泡在音樂廳，對於古典音樂的熱忱並未讓他在創作上選擇傳統的方向，「我童年的那段時間，也正是台灣回歸鄉土的時候，我父親也是那一批鄉土文學的護衛人。或許是因為叛逆，我沒有走到相同的路上去，而是走到抽象。」尉任之指出亞洲範圍中日本、大陸和台灣在繪畫上具有不同的藝術養成，受到蘇聯影響的大陸藝術家寫實功力很強，而台灣較早接收到歐洲的藝術訊息，形成更開闊的美術視野，是故應具有更加現代感的創作企圖。
「我們可以把傳統的和外來的東西吃進去然後融合，在某種自由度上也可以做到對我們自己根源的一種審視，如今創作不應該是作傳統布袋戲，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希望能用我的根源去看世界。」回顧當年台灣非常重視版畫，東方畫會主要人物亦投入版畫創作，可大多仍舊是在民俗的元素中尋求靈感。
「我當時感到到我們這一代，應該去重新消化那些東西，當回到本體進行創作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東方的東西出來。」對於尉任之，巴黎是很大的場域，他希望自己的創作可以在此和不同的文化對話。光華新聞主任、作家胡晴舫說：「友人問我你寫東西為何不寫台灣？我說我再寫，就是台灣再寫，我寫出的東西應該是新的觀點。台灣一直很混亂、多元，可它就是提供出一個空間，讓你可以把一些東西拼湊，再創作出新的。好像尉任之版畫我看到的有趣之處，在於他代表了新一代的台灣人世界觀。」
創作瓶頸，人生瓶頸
問及是否擔心自己會遭遇創作瓶頸，尉任之說自己的瓶頸來得很早：因父親的關係小時候家中鴻儒常聚，吃完飯這些長輩就會在客廳裡畫畫然後留下來，成為家中「不花錢的收藏」，也培養出他的藝術眼光。「後來就讀美術系，學院將傳統、抽象訓練分開，到了大三、大四人就進入了一個分裂的狀態，上午傳統，下午抽象，周而復始。」尉任之回想自己當時常常蹺課，從台中跑去鹿港、嘉義等地到處看風景，最終導致被退學。眼高手低加上分裂的狀態讓其在2003年陷入創作瓶頸，直至赴法修讀電影，電影給了他一個看世界的新框架，「另外我開始用版畫去訓練我的線條、量感、陰影面積等最基礎的技法，沒有顏色，線條變得更純粹。2008年我終於衝破了瓶頸，出現了系列性的作品。」尉任之說從2003到08年這5年，是他的一生。
如今自己創作像是每日三餐，「早上進畫室、中午出來，下午再回去。」曾經有位法國老藝術家說創作從來沒有所謂「瓶頸」：創作本來就是過程，在不停的行進中自然就會產生衝破的力量。說到爸爸，尉任之說他年紀越大越發回到一個傳統文人的狀態，正是我開始要掙脫這個東西的時候，所以父子二人在言語上時有衝突，「他說我是一個洋鬼子。」
被譽為「文化界金城武」的知名美學家蔣勳，曾是尉任之的老師，在尉任之的眼裡，老師是一個詩人，而年少出走的自己，卻認識到還有一個世界「可能不是那麼如畫如月」，「雖然繪畫養成讓我做出來的東西還是比較偏向美，但其實我是比較入世的人。」在阿拉巴爾為展覽寫的那首詩中，尉任之說年過40歲的自己，最感動的是那句「生命流過的大河」，看看那些黑白的版畫，無論經歷過怎樣的順遂或者是人生瓶頸，畫者在刀痕裡流露出的依舊是一股清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