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康民
連續看了幾本章詒和訴說父輩在解放前後的往事，聯想起解放前後若干民主人士來我所服務的學校聚會和活動的情景。她所說的李文宜、還曾在我校兼過幾節地理課。
曾昭倫和嚴希純曾主編《大公報》的科學周刊，我曾在該刊寫過不少科學小品。解放後這些著名民主人士都回到北京參加政權的領導工作，嚴希純離開之前，把科學周刊的編務交給我這個年輕人，這是我最早參加報刊的編務工作。
這些著名民主人士後來都參政去了。在強調統一戰線時期，他們都在新政權擔當重要職務。到了反右來一場「階級鬥爭」，不少民主人士的頭面人物都成了右派。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是其中一個。但嚴希純，史良都是共產黨員，只是用跨黨派的名義做統戰工作。
我的父親也被黨安排去做民主黨派的統戰工作。早年他是汕頭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但歷次政治運動也難免受到衝擊，終於成了「不戴帽的右派」。往事並不如煙，毛澤東崇尚「階級鬥爭為綱」。解放以後，從肅反開始，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雖然毛澤東著文指出，為了防止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高潮中發生「左」的傾向，把殺人的批准權「一律收到省一級」。話雖這麼說，但當年在這些政治運動中，群眾一「發動」起來，亂捕亂殺的情況仍然經常發生。
一九六六年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北京紅衛兵在大興縣公安局的配合下，便對所謂「四類分子」大開殺戒。僅僅三天，這個縣的被殺害的所謂「四類分子」及其家屬便有三百二十五人。被滿門抄斬的有二十二戶，其中老的已達八十歲，小的只出世三十八天。北京市開頭的「破四舊」，死在紅衛兵手中的便有一千多人。
至於抄家掃地出門的，當年八、九兩個月在北京便有三萬多戶，上海更高達八萬多戶。而公安部竟下令「嚴禁動用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一場全國性大浩劫終於發展到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