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樑。作者提供編按：香港學者、作家、文學評論家黃維樑，在早前的香港書展中推出自己的新書《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香港匯智出版）。該書分為通論、詩論、散文論、小說論和作家論五個部分，並非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而是參照中西理論，寫就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的獨到剖析，例如分析金庸的「文學存在」、林行止的「智周宇宙」，或是黃國彬的「眾體全能」。本版請來黃維樑先生，寫寫他心中的香港文學如何「活潑紛繁」。
六月本港兩位作家在一周裡辭世，先是林燕妮，繼而劉以鬯。一位女性，一位男性；一位享壽七十五歲，一位百歲；一位有所謂「通俗作家」之稱，一位則屬於所謂「嚴肅作家」。有此等殊異，而電視新聞和紙媒對兩位逝者的報道和追念，都相當隆重，篇幅不相伯仲。早幾個月，饒宗頤仙逝，像這樣的媒體「盛況」，似乎更有以過之。饒宗頤跟林、劉又是不同，他雖有詩文創作，而基本上是位學者。去年十二月以來，還有兩位知名作家先後去世--余光中和李敖，他們的文學「主場」是台灣（余光中也在香港工作過十年），因為兩位在香港都有很多讀者，本港媒體呈現的「死後哀榮」，與前面的饒、林、劉相若。上述五位，文類與文風都不同，知音或「粉絲」各異，將來文學史的評價也會參差，而香港的媒體都鄭重報道之，這正顯示香港整體文學文化界對紛繁多元的兼愛包容。
既論「嚴肅」，也談「通俗」
1999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和香港藝術發展局合辦「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我是主要的籌辦人；翌年出版研討會論文集，我把論文集定名為《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因為活潑紛繁正是香港文學的性質。最近我的香港文學論文結集出版，要為這本新書題個好名字。想來想去，新的佳名難產，而舊的書名時在念中，乃用了1999年的四個關鍵字，而成為《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
劉以鬯是小說家兼編輯，生前主編過《星島晚報》的文學副刊《大會堂》，希望年齡老中青、立場左中右的各式作家，濟濟一堂大會於此，用意良佳。目前我這本《活潑紛繁》評述的作家，和「大會堂」一樣。我既論「嚴肅」的劉以鬯，也談「通俗」的金庸（近日黃仲鳴為文述說林燕妮，提到我寫她的一篇小文；可惜拙作藏在書齋的故紙堆中，書深不知處，結集時沒有納入）；既有寫舊體詩的蘇文擢，也有寫新詩的余光中；同樣以寫「雜文」見長，既有行文立意如曾敏之、吳康民的，也有行文立意如胡菊人、林行止的。
在本書裡，我既泛覽余光中香港時期的多首新詩，也細析黃淑珊的一個短篇小說。對「香江第一健筆」的論述，我用了一萬五千字；對小說集《風雨當年》的析評，只用了一千五百字。我正襟危坐撰寫論文〈香港文學的發展〉，也「言資悅懌」地笑談梁錫華的傳奇。評論時，我引用《文心雕龍》的主張，也拿來弗萊的「基型論」（archetypal criticism）。這樣說來，這本《活潑紛繁》中我評論香港文學的文章，其風格也顯得相當活潑紛繁。
引《文心雕龍》理論
本書所收的香港文學評論，寫作前沒有深謀遠慮的策劃，有頗多且是相當隨緣寫成的。如何隨緣呢，且舉一兩個例子。「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系列中，有《黃國彬卷》，系列主事者知道我寫過評論黃國彬作品的文章，請我擔任此卷的編輯，兼撰寫一篇導讀。
黃國彬文學成就傑出，又是我的朋友，於是義不容辭接過任務，又編又撰，乃有收在本書的長文。如果沒有這個邀請，我可能還會寫文章評論黃國彬的，但很難說在什麼時候。又好像本書中論說金庸的「文學存在」一文，2015年因為有「金庸創作六十年」的慶祝活動，舉辦活動者邀我為相關文集撰稿，我欣然命筆而成篇。金庸作品的深遠影響，人所共知，我當然樂於從我的角度、我的經驗加以述論；然而，如果不是恰好躬逢盛會，我不會有此「約會」，在那年春天寫出文章。
多元兼容的態度，不表示我的評論沒有標準。我對晦澀難懂的作品存而不論，欣賞明朗而耐讀的篇章；我不反對奇幻飄渺或思想虛無的書寫，卻認為白居易所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更值得重視。我認為最可取的作品，應該是描述社會能傳真，刻畫人生能勸善，創造文本能臻美。我國文論經典《文心雕龍》的〈原道〉〈辨騷〉〈神思〉〈情采〉〈知音〉等篇述說的種種觀點，在評鑒文學時，我多所採用。作為中文系的學生後來作為教授，我深深感受到中國語文、中國經典的精美博大，受其業之後當然要傳其道。我從事香港文學批評時，常引《文心雕龍》的理論，正為了順道發揚東方這條應該飛騰的文龍。當然，我向來沒有忘記向西方的文學和文學理論取經。香港這中西交匯的都會，給予我向中西取經的機會；我更認為中西合璧--人文也好科技也好--是創新的基礎。本書的「通論」部分有一篇題為〈香港文學：中西新舊交匯的典型〉，於此我道出香港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質。中西新舊交匯的創造性成果，必定是豐富多彩、活潑紛繁。
述香港文學成就一樂事也
本書的文章分為五輯：一是「通論」，二是「詩論」，三是「文論」，四是「小說論」，五是「作家論」。「詩論」包括論新詩和舊體詩，「文論」包括論散文和文學評論。
有兩篇附錄，其一題為〈香港人有文化，香港人不墮落--評余英時先生對香港文化的看法〉，是33年前的舊作，長時間「神隱」過；因我認為今天仍有意義，乃以「出土文物」姿態在本書中亮相。余英時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論學業輩分，是我等新亞書院校友的老學長；在1970年代他還擔任過新亞書院院長的職務；在1985年撰文，他卻說：「大約『聲色犬馬』四字足以盡其〔即香港〕『文化』的特色。......根本沒有『文化』，尚何『危機』之可言？」他又問：香港人「何以眼看着這個社會在精神上如此墮落而竟無動於衷？」余氏的惡評，使得我這個香港人要撰寫長文為香港辯護。
《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是我的第四本香港文學評論集。第一本是1985年出版的《香港文學初探》，也是香港內外第一本論述香港文學的專書；兩年後該書有內地版，內容與港版相同；又過了一年，香港推出該書第二版（第二次印刷）。第二本是1996年出版的《香港文學再探》。這些都是上一個世紀的事物了。2004年出版的《期待文學強人：大陸台灣香港文學評論集》，裡面有一半內容是香港文學評論，這一半內容有十多萬字，近乎一本書的分量，因此它可說是第三本。《初探》面世後，香港內外一些學術界朋友，建議並鼓勵我撰寫一本香港文學史。我雖然寫過〈香港文學的發展〉長文（收於本書中），要獨力撰史，卻無心更無力；恭領盛意之餘，我只能婉謝。本書倒是有文章〈香港人編寫香港文學史〉，對修史之事貢獻一得之見，可供參考。
夏志清認為文學批評家的任務，是優秀作品的發現及其鑒賞。我發現了佳作，分析之，評論之，向讀者介紹香港文學的成就，也為寫出佳作、傑作的作家加油甚至加冕，給他們精神的報酬。撰寫評論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之多，思考如何褒貶時往往踟躕不安，其苦處難以為外人道。然而，想到我這個香港人，能自豪地述說香港文學活潑紛繁的卓越成就，又可為香港作家加油甚至加冕，我的苦勞就有了回報。■文：黃維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