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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文學活潑紛繁

2018-07-30
■黃維樑。作者提供■黃維樑。作者提供

編按:香港學者、作家、文學評論家黃維樑,在早前的香港書展中推出自己的新書《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香港匯智出版)。該書分為通論、詩論、散文論、小說論和作家論五個部分,並非從文學史的角度出發,而是參照中西理論,寫就對香港作家及其作品的獨到剖析,例如分析金庸的「文學存在」、林行止的「智周宇宙」,或是黃國彬的「眾體全能」。本版請來黃維樑先生,寫寫他心中的香港文學如何「活潑紛繁」。

六月本港兩位作家在一周裡辭世,先是林燕妮,繼而劉以鬯。一位女性,一位男性;一位享壽七十五歲,一位百歲;一位有所謂「通俗作家」之稱,一位則屬於所謂「嚴肅作家」。有此等殊異,而電視新聞和紙媒對兩位逝者的報道和追念,都相當隆重,篇幅不相伯仲。早幾個月,饒宗頤仙逝,像這樣的媒體「盛況」,似乎更有以過之。饒宗頤跟林、劉又是不同,他雖有詩文創作,而基本上是位學者。去年十二月以來,還有兩位知名作家先後去世--余光中和李敖,他們的文學「主場」是台灣(余光中也在香港工作過十年),因為兩位在香港都有很多讀者,本港媒體呈現的「死後哀榮」,與前面的饒、林、劉相若。上述五位,文類與文風都不同,知音或「粉絲」各異,將來文學史的評價也會參差,而香港的媒體都鄭重報道之,這正顯示香港整體文學文化界對紛繁多元的兼愛包容。

既論「嚴肅」,也談「通俗」

1999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和香港藝術發展局合辦「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我是主要的籌辦人;翌年出版研討會論文集,我把論文集定名為《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因為活潑紛繁正是香港文學的性質。最近我的香港文學論文結集出版,要為這本新書題個好名字。想來想去,新的佳名難產,而舊的書名時在念中,乃用了1999年的四個關鍵字,而成為《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

劉以鬯是小說家兼編輯,生前主編過《星島晚報》的文學副刊《大會堂》,希望年齡老中青、立場左中右的各式作家,濟濟一堂大會於此,用意良佳。目前我這本《活潑紛繁》評述的作家,和「大會堂」一樣。我既論「嚴肅」的劉以鬯,也談「通俗」的金庸(近日黃仲鳴為文述說林燕妮,提到我寫她的一篇小文;可惜拙作藏在書齋的故紙堆中,書深不知處,結集時沒有納入);既有寫舊體詩的蘇文擢,也有寫新詩的余光中;同樣以寫「雜文」見長,既有行文立意如曾敏之、吳康民的,也有行文立意如胡菊人、林行止的。

在本書裡,我既泛覽余光中香港時期的多首新詩,也細析黃淑珊的一個短篇小說。對「香江第一健筆」的論述,我用了一萬五千字;對小說集《風雨當年》的析評,只用了一千五百字。我正襟危坐撰寫論文〈香港文學的發展〉,也「言資悅懌」地笑談梁錫華的傳奇。評論時,我引用《文心雕龍》的主張,也拿來弗萊的「基型論」(archetypal criticism)。這樣說來,這本《活潑紛繁》中我評論香港文學的文章,其風格也顯得相當活潑紛繁。

引《文心雕龍》理論

本書所收的香港文學評論,寫作前沒有深謀遠慮的策劃,有頗多且是相當隨緣寫成的。如何隨緣呢,且舉一兩個例子。「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系列中,有《黃國彬卷》,系列主事者知道我寫過評論黃國彬作品的文章,請我擔任此卷的編輯,兼撰寫一篇導讀。

黃國彬文學成就傑出,又是我的朋友,於是義不容辭接過任務,又編又撰,乃有收在本書的長文。如果沒有這個邀請,我可能還會寫文章評論黃國彬的,但很難說在什麼時候。又好像本書中論說金庸的「文學存在」一文,2015年因為有「金庸創作六十年」的慶祝活動,舉辦活動者邀我為相關文集撰稿,我欣然命筆而成篇。金庸作品的深遠影響,人所共知,我當然樂於從我的角度、我的經驗加以述論;然而,如果不是恰好躬逢盛會,我不會有此「約會」,在那年春天寫出文章。

多元兼容的態度,不表示我的評論沒有標準。我對晦澀難懂的作品存而不論,欣賞明朗而耐讀的篇章;我不反對奇幻飄渺或思想虛無的書寫,卻認為白居易所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更值得重視。我認為最可取的作品,應該是描述社會能傳真,刻畫人生能勸善,創造文本能臻美。我國文論經典《文心雕龍》的〈原道〉〈辨騷〉〈神思〉〈情采〉〈知音〉等篇述說的種種觀點,在評鑒文學時,我多所採用。作為中文系的學生後來作為教授,我深深感受到中國語文、中國經典的精美博大,受其業之後當然要傳其道。我從事香港文學批評時,常引《文心雕龍》的理論,正為了順道發揚東方這條應該飛騰的文龍。當然,我向來沒有忘記向西方的文學和文學理論取經。香港這中西交匯的都會,給予我向中西取經的機會;我更認為中西合璧--人文也好科技也好--是創新的基礎。本書的「通論」部分有一篇題為〈香港文學:中西新舊交匯的典型〉,於此我道出香港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質。中西新舊交匯的創造性成果,必定是豐富多彩、活潑紛繁。

述香港文學成就一樂事也

本書的文章分為五輯:一是「通論」,二是「詩論」,三是「文論」,四是「小說論」,五是「作家論」。「詩論」包括論新詩和舊體詩,「文論」包括論散文和文學評論。

有兩篇附錄,其一題為〈香港人有文化,香港人不墮落--評余英時先生對香港文化的看法〉,是33年前的舊作,長時間「神隱」過;因我認為今天仍有意義,乃以「出土文物」姿態在本書中亮相。余英時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論學業輩分,是我等新亞書院校友的老學長;在1970年代他還擔任過新亞書院院長的職務;在1985年撰文,他卻說:「大約『聲色犬馬』四字足以盡其〔即香港〕『文化』的特色。......根本沒有『文化』,尚何『危機』之可言?」他又問:香港人「何以眼看茬o個社會在精神上如此墮落而竟無動於衷?」余氏的惡評,使得我這個香港人要撰寫長文為香港辯護。

《活潑紛繁:香港文學評論集》,是我的第四本香港文學評論集。第一本是1985年出版的《香港文學初探》,也是香港內外第一本論述香港文學的專書;兩年後該書有內地版,內容與港版相同;又過了一年,香港推出該書第二版(第二次印刷)。第二本是1996年出版的《香港文學再探》。這些都是上一個世紀的事物了。2004年出版的《期待文學強人:大陸台灣香港文學評論集》,裡面有一半內容是香港文學評論,這一半內容有十多萬字,近乎一本書的分量,因此它可說是第三本。《初探》面世後,香港內外一些學術界朋友,建議並鼓勵我撰寫一本香港文學史。我雖然寫過〈香港文學的發展〉長文(收於本書中),要獨力撰史,卻無心更無力;恭領盛意之餘,我只能婉謝。本書倒是有文章〈香港人編寫香港文學史〉,對修史之事貢獻一得之見,可供參考。

夏志清認為文學批評家的任務,是優秀作品的發現及其鑒賞。我發現了佳作,分析之,評論之,向讀者介紹香港文學的成就,也為寫出佳作、傑作的作家加油甚至加冕,給他們精神的報酬。撰寫評論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之多,思考如何褒貶時往往踟躕不安,其苦處難以為外人道。然而,想到我這個香港人,能自豪地述說香港文學活潑紛繁的卓越成就,又可為香港作家加油甚至加冕,我的苦勞就有了回報。■文:黃維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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