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我從1980年開始到深圳講課，主要講經濟學，重點是市場經濟的原理。後來，我自動請纓去暨南大學講了一個星期自己翻譯、編寫的經濟學課程。1983年暨南大學想開設金融系，我又花了一個星期講當時最新的投資學課程。我成為第一個介紹西方經濟金融知識到內地的老師。
暨南大學面向僑胞僑生，率先響應改革開放理所當然。當時到暨大聽課的以老師為主，他們也有年輕時在外國留學，例如有一位哈佛畢業、已回國50年的老教授，已經與西方的學術脫節，他說希望取得美國過去50年的股市資料。今天，暨大金融系已辦得有聲有色。
1984年，中國向國際招標開採北部灣的石油，美國的石油公司參加了。按照合同，美方為合作的中方6位高層管理人員提供經濟管理培訓。我在一個研討會認識了石油雜誌的總編輯，他找到我，幫助安排內地的學員來香港理工大學上課。
當年我給他們作世界石油市場的專題報告。內地石油公司的報告認為，長遠而言，石油價格必定持續上升。我更正，供需決定市場價格，價格可升可跌。他們不大服氣，不願意地修改了對石油價格的看法。很快，他們就學到市場的真實情況，石油價格大幅下跌。外資公司發現北部灣只有石油氣，當時石油氣仍未普及使用，價格很低、開採成本太高，外資公司退出合作。聽說有中國的石油公司在買期油時損失慘重。
我也曾為南海石油服務總公司在深圳辦培訓班，他們都很認真學習。有位學員早上辦完父親的喪禮，下午已回來上課。當時我們都在摸索，如何把培訓班辦好。有些老師的課程太理論化，我與這些老師商量，作出調整。改革之初，內地企業領導的觀念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習西方經濟學也是如此。
我介紹亞當斯密的理論時，談到人們都是自私自利的，學員們提出異議，認為要「為人民服務」。雖然領導人不怪責，向我們說：「你們就講西方的一套，不要擔心」。然而，培訓班結束後，學員們在總結時要進行「消毒」。
有一天，一個高大的漢子走進我的辦公室，他是廣州白天鵝賓館的副總經理楊小鵬先生，是在霍英東先生的推介下，來找我開辦酒店管理課程，為的是引進國際水準的酒店管理，把白天鵝賓館打造成為中國第一家接待國外賓客的賓館。我組織了理工大學管理及酒店餐飲管理系的同事去白天鵝賓館開班，課程內容包括管理、會計及賓館前台、客房、餐廳等部門的管理實務。
其後，為內地政府及企業幹部做培訓，成為我的使命。最使我難忘的是，1989年秋初，我隨港區廣東省人大代表團視察，去了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然後南下四邑各市縣。視察最後一天下午，忽然知悉廣州市長黎子流原在醫院養病，卻老遠來台山見我們。他帶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我們會堅持改革開放！代表團中的資深愛國者極為興奮，對黎市長不辭勞苦見我們，很是感動。
就在回程前，番禺縣政府派車來台山接我。當時很多地方仍未有公路、橋樑，抵達番禺已是晚上9時。次日，番禺縣政府帶我去全縣19個鄉鎮了解情況，當時南沙大橋仍未建，要靠渡輪連接東莞。番禺縣政府應霍英東先生的建議和贊助，組織縣政府的骨幹來香港培訓，培訓班每年一期，共辦了6、7年，還有其他專題班。 （紀念改革開放40年評述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