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夏
新春佳節，親友拜年，這是中國民間的傳統習俗，也是人們辭舊迎新、相互表達美好祝願的一種方式。它的起源，可追溯到遠古時期。傳說當時有一種叫「年」的怪獸，異常兇猛。每逢臘月三十晚上，它便出來挨家挨戶地吃人。人們為免受其害，便把肉食放在門外，再把大門關上，躲在家裡守歲。直到大年初一早上，人們開門見了面，得知對方未被「年」吃掉，便相互作揖拜賀，慶祝平安無事，從此便出現了拜年之風。
隨着歷史的發展，拜年的形式和內容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純樸之中漸漸融入了虛假。特別是到了宋代，拜年之風日盛，而拜年的誠意也大打折扣。那時許多人並不親自拜年，而是令僕人把自己的名片送到要拜者的家中。名片送到，就算上門拜年了。而僕人也會偷懶，並不將名片交給所拜之家的主人，而是將它塞進這家的門縫便萬事大吉。這種敷衍失責、投機取巧的拜年，往往會鬧出笑話。南宋文學家周密在《癸辛雜識》中，就記了這樣一件事：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為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己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併，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為笑談。
文中，這位叫吳四丈的先生瞅準了名片拜年的空子，偷偷地將名片調了包，讓沈家的僕人在不知不覺中替他去拜年。一件荒唐可笑的小事，卻反映出當時拜年的虛假。
明清兩代，社交性拜年的風俗比宋代更盛，也比宋代更虛偽。宋代人拜年，尚只給親戚朋友或有來往的人送拜年帖。而明清時人們拜年，範圍卻大得多，除親朋好友外，連那些素無往來的人，平時遇見連招呼都不打的人，過年時也送拜年帖。還有的人根本不認識所要拜的主人，只是「望門投帖」，把拜年帖盲目地亂投一番。如明代北京東西長安街的住戶大多是朝廷官員。每到新年，來拜年的人特別多。拜年人根本不管所拜的對象是誰，只管從東街走到西街，一路「望門投刺」，挨家挨戶投拜年帖。那拜年帖也只是一張紅紙片，上書「某某拜賀」，連所要拜的主人的名字都沒有。
正因拜年者缺乏誠意濫拜年，被拜者也就虛與應付，並不親自接待，甚至也不派僮僕在門口接待，只設「門簿」和「代僮」收帖。所謂「門簿」，指放在門口專供來訪者登記的簿冊。拜年者上門，不必見到主人，只在這登記簿上寫下「某某拜賀」之類的話，就算拜過年了。所謂「代僮」，就是黏在門上的紅紙袋，類似臨時信箱，專門接受人們投來的拜年帖。因為它代替了僮僕，所以稱作「代僮」。拜年者只要把拜年帖投進「代僮」裡，就算拜過年了。客人不想見主人，主人也不想見客人。有了這「門簿」和「代僮」，也就主客兩便了。對這種虛假的拜年形式，許多有識之士都看不慣。明代大畫家文徵明在《拜年》詩中就寫道：「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嫌簡不嫌虛。」辛辣地諷刺了這種情不由衷、虛偽應付的拜年風俗。
清代以後，春節拜年依舊很熱鬧，但與之相伴的虛假不實也更令人生厭。著名作家梁實秋曾在《過年》中毫不客氣地批評道：「每個人咧着大嘴，拱拱手，說聲『恭喜發財』，也不知喜從何處來，財從何處發，如癡如狂，滿大街小巷的行屍走肉。」「這不合古法，也不合西法，而且也不合情理，完全是胡鬧。」「胡鬧而成了風氣，想改正便不容易。」「 這樣說來，拜年豈不是成了一種『苦悶的象徵』？」梁先生儘管說得有些苛刻，但道理並不錯。而有的名人做得更絕。如著名學者錢鍾書，就直接抵制這樣的拜年。有一年春節，有位知名人士去給錢先生拜年，見大門緊閉，便舉手敲門。當門敲開一條縫後，這人剛抱拳對前來開門的錢先生說了句「錢先生新年好！」抬腿要進門時，錢先生卻將其拒之門外，連連說：「謝謝你！謝謝你！我很忙！我很忙！」然後很快就把門關上了。錢先生的這種絕情，正反映了他對虛假拜年的厭惡和反對。
當今，隨着高科技的飛速發展，拜年變得更加方便容易。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通過短信、微信、QQ、電話等多種形式拜年。然而與此同時，弄虛作假也更為普遍和深入。一些人連拜年詞都懶得寫，隨便複製幾句賀詞，下載幾段視頻，手指一點，就可給千里之外的人送上祝福，讓成百上千的人同時受拜。而那些賀語看上去花裡胡哨，不過只是些言不由衷、缺乏真情、搪塞敷衍、千篇一律的套話。正如畫餅不能充飢一樣，這些缺乏真情的拜辭也難以打動人心，只能令人生厭。誠如一位網友所言：「我們對別人發送的祝福忽視着，對自己發出的祝福敷衍着，短信拜年儼然成為了一種形式，沒有誠意的拜年短信，使得我們對彼此的祝福也變得那麼的虛情假意。」
以上，我們歷數了拜年的一些弊端，但並非說拜年一無是處。事實上，現實生活中也不乏真誠、美好、暖人心的拜年。比如，領導到群眾家走訪，藉機聽取群眾意見，送上真誠的關懷和溫暖；親朋好友間互致親切問候，或交流一下思想，或相互關心體貼......這樣的拜年都值得充分肯定。而發揚這種真誠有愛的拜年之風，摒棄虛假應付的拜年之弊，也正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