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書練
美國是一個有很多獎項的國家，由於其超級大國地位，加上擅長市場推廣和公關包裝，令各種獎項不但在其國內具有權威性，而且透過媒介向全球輸出，令得獎者成為意見領袖，言行引領全球，並鞏固美國的文化霸權地位。其中有兩個獎項很有代表性，一個是奧斯卡金像獎（The Oscars），另一個則是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
奧斯卡獎在九十年前首次頒獎時，是為了表彰過去一年美國優秀電影及其創作人，起着鼓勵創意和推動發展之作用，但隨着其頒獎禮經電視轉播全球，加上有不少參與製作或演出的外國電影人也有機會獲獎，後來更設立最佳外語片獎，令獎項的全球性和影響力大大提高。
當然，在演藝界方面，還有金球獎，以及電視界的艾美獎（Emmy Award）、劇場界的東尼獎（Tony Award）和音樂界的格林美獎（Grammy Award）。這些獎也都是以奧斯卡金像獎為榜樣而創建的。
普立茲獎也稱為普立茲新聞獎，其歷史比奧斯卡更悠久，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成為美國新聞界的一項最高榮譽獎，除了十四項新聞類獎項外，另有七項創作類獎，包括小說、劇本和音樂創作等。隨着其評選制度不斷完善，令以美國為主的普立茲獎也被視為全球性獎項。
如果說演藝類獎項及其表彰的創作，給人們呈現的是想像的世界，並透過時空交錯，令公義最終得到彰顯，達至撫慰民心，予人希望，並激勵人們勇於夢想和不斷創新。那麼，普立茲獎針對的新聞界所揭示的卻往往是血淋淋的現實：社會不公不義，而且這些不公義現象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都得不到解決，以便警醒社會，卻也令人沮喪，甚至產生今不如昔之嘆。
兩種獎項，兩個行業，一虛一實，互相牽制，也互為補充，前者的即時性和後者的反思性，令社會輿情達至平衡，亦構成美國的輿論陣地和軟實力，再透過其強而有力的傳播，輸出其價值觀和塑造其權威性，潛移默化，希望影響乃至主宰其他地方的意識形態，包括香港。
以致香港有些人，凡事先去乞求美國，遇事就想到「美國如何如何」，不但喪失民族自尊，也等於放棄主動權，將本來可以內部解決問題的機會拱手讓人，令問題複雜化。畢竟，歷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美國經驗」無法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