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讀武俠小說，每每羨慕俠客遊走江湖，行俠仗義。事實上，「俠」並非純屬小說家的虛構幻想，而是歷史上真有其人。《韓非子》謂「俠以武犯禁」，即俠士乃以武力違反法令之人。其後，《史記．游俠列傳》云：「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對司馬遷而言，「俠」是必須具備特定的精神人格，其內涵不在「武」，而在「義」，徒有武功沒有道義，不能稱作「俠」。誠如李德裕《豪俠論》所言：「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
從《史記》對「俠」的描述，可見「俠」應該是輕生死、重報恩，推崇朋友之義、濟弱扶危、輕財好施。但「俠」與一般「義人」不同的是，其行為卻往往「不軌於正義」，意即俠者的「義」往往是出於主觀判斷的「江湖道義」，而非以社會規範、國家法令為依歸。正因為「俠」的行為不合法規，是以司馬遷一再澄清，「俠」與一般「違法者」有着本質的區別，其作為縱有違世俗禮法，但卻不是毫無節制的任意妄為。
如《史記．游俠列傳》的朱家，疏財仗義，救人於厄，更匿藏通緝犯季布，其行為雖有不合法理之處，但總體來說卻是「以力輔人」，而非一般違法者般的「以力侮人」。此外，又有部分「俠客」因為受人恩惠，故以死相報，如聶政為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豫讓為智伯刺殺趙襄子等。他們快意恩仇、知恩圖報，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情操，令人肅然起敬，故史遷亦為其立傳，使其傳之後世。
到了晚明清初時期，儒生文士不滿現狀，往往結交同道，或批判時政，或推翻政權。這些活動固然會受到壓制，但這些不惜因國事捨命的儒生，也因此獲得「俠」的美名。此種俠風一直延至近代，譚嗣同可謂其中典型，其詩作、遺言，均流露一股為國捐軀，不畏生死的俠氣。其絕命詩作《獄中題壁》云：「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其人雖已歿，卻留下了天地可鑒的浩然正氣。 ■馮慧心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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