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希望自己的餐廳成為一個凝集勇氣的地方。從演員到經營飲食業已快兩年了，楊明還是未太適應「楊老闆」這個身份，「我喜歡別人叫我『楊仔』。」
如果實在要去堅信人生有些什麼是「注定」，那麼做演員應該不是楊明生來的天職。由少時第一篇作文寫下《我的志願》起，楊明的心願便是成為一名消防員。這個夢想最終由於視力問題告吹，真實人生做不成，但扮演一名消防員是可行的。而這樣一個小小的心願也冥冥中將他牽引到一個「曲線救國」的領域--在社會運動中勇敢反暴力、支持警察。楊明自己覺得演藝人員是不適合參與政事，但這刻的自己並非在論政，而是講人性。■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楊明做演員，是一件退而求其次的事情，並且大概率只是為了香港人常掛在嘴邊的「打好一份工」，並沒有作為一名演員的驕傲與自持。十七歲的楊明就這樣進了TVB藝員訓練班，且迅速得到了重用，正式踏上了演藝這條路。
然而，十七歲作為演員的他實在太年輕了，「不知道所有命運贈予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那時候，與之相關的所有褒貶義詞語幾乎都可以嫁接在他的身上--初生牛犢、飽含熱情，卻又涉世未深、玩世不恭，那個時候的楊明，沒覺得工作起來有多累、多苦，「好玩嘛。」
犯錯改好迎來事業春天
在這個心態下的楊明，無法負荷與閱歷和年紀都不相稱的幸運，意外接踵而至。翻閱楊明早年的新聞，大多都記載着他稍為顯得有些「荒唐」的過往：襲擊、醉酒駕駛、刑事毀壞......昔日種種光鮮的加持一朝離去，他在這些事件背後終於領悟到人生的高低，也見識了人情的冷暖。回望過去，楊明慨歎地說：「我很慶幸做過錯事，經歷了低谷，如果沒有錯，就不會改。」興許現在看到的那個他，便不是眼前人也說不定，「堅持不是必然的，是一種選擇。」
「真正醒悟過來是酒駕的那一次，我突然開始覺得很害怕，如果說因為我的過失造成了任何人的不幸，這一生我都無法原諒自己。」那一刻，楊明頓悟過來，開始重振旗鼓--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講的「一夜長大」。
一夜長大後的楊明這才開始審視自己接到的所有角色，從沒有名字、「打醬油」的路人甲，到「二世祖」，甚至強姦犯......雖然這些角色都不太討好，但也給他的演藝事業帶去了些許回暖。「我發覺每一個角色都是一個『角色』。」在已經無法悉數想起的年份中，楊明就是在這些角色中蛻變、磨礪。
或者真的有相由心生這一說，心態上愈來愈正直、堅毅的他，臉容愈趨「正直」，再次受到電視台的監製賞識，加入處境喜劇《天天天晴》，隨後漸漸開始出演「正派」角色，從而迎來了事業上的第二個春天。
戲中體驗遍所有警察崗位
這些年的觀眾大概總能將楊明與警察聯繫在一起，他出演的警察種類之多，令真正的警察都開玩笑說道：「你比真正的警察還要像警察。」「其實入行這麼久還沒有做過我夢想的消防員，但是每個警察的部門都差不多扮演過，我很慶幸有這麼多機會，很像經歷了一個警察的人生。」楊明說，在電視劇的世界中體驗了警察的各個部門，之中最為覺得艱苦的，就是《機場特警》。
「機場特警做體能訓練是很殘酷的，我們去舉啞鈴會算次數，但是他們是以分鐘來計算的。」在拍攝前，他跟劇組到了實地體驗機場特警的訓練，了解到他們的甄選試需要三日兩夜不眠不休地測試體能，他對機場特警肅然起敬，愈發能夠參透自己扮演的那些有血有肉的警察人物背後的意義。
曾感受催淚彈和胡椒噴霧
除了嚴苛的體能要求，楊明這些年藉着扮演角色的機會，也接觸了很多警務人員，他深深感受到警察這份職業雖然謹慎、一絲不苟，卻也不乏人情味。「拍攝《機動部隊2019》時，有一場戲是我們在機動部隊訓練營要體驗被催淚彈和胡椒噴霧噴的感受。我問教官，為什麼機動部隊的防暴警察都要體驗這種感受？他說，這樣是讓警員在準備使用時更加謹慎克制。」就是這些點滴的體會，讓他對警察的敬佩日益增多。
「有人說做警察就是為了兩萬多的月薪。但我不覺得他們只是為錢，他們更是為了正義感和使命感，才努力經受不同的訓練與磨礪，我很佩服他們。」楊明說道。
在過去的半年時間，楊明最受關注的事件並非他的演藝工作，更多與社會時局相關。作為一個演員，這樣受到關注的方式應當謹慎，但是楊明不覺得，他認為：「公眾人物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因為社會焦點都在政治事件上，我有時也會忘記了自己是個演員。」楊明本就覺得演藝人員是不適合參與政事，但他覺得自己並非在談論政事，而是「人性」。
換個角度來說，楊明甚至覺得自己「有機會發聲」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在這個事件中，我覺得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人並不少，只是暴力的行為讓大家感到恐懼，也沒有渠道去爭取什麼。」他說，儘管社會運動中支持警察的民眾眾多，卻無法找到一個適合的主心骨去表達自己的意願，力量無法集中起來，楊明覺得無論是自己作為一個藝人、或者一間餐廳的老闆的身份，都是一股好的力量，使反暴力、支持警察的民眾有了一個中堅點。
勇敢、正義的性格並不是從天而降，楊明憶述自己的童年生活時，記憶最為深刻的便是母親愛抱打不平的性格。「她很有很有同情心，」他回憶道，母親不齒弱勢的群體被欺凌，也會對偏頗的事情出聲，「甚至會因為不公的事情傷心落淚。」
兩個時代已然分野，現時面臨的「不公」這個命題更加大，幾乎面向整個香港社會，楊明用着母親的方式，延續了一種堅毅的勇敢。「家人其實對我的工作是不太懂的，也不會和我聊太多，但就以默默支持的方式一直站在我背後。」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