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凱在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歷史學博士李凱看來，「但凡社會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一定會有劇烈的問題，這就是變革期。而如何使得這樣的問題最小化，把當時社會穩定下來，給人民帶來千秋萬代的福祉，是我們不斷探索的問題，也是千秋萬代永恒的話題。柏楊先生的白話《柏楊版資治通鑒》就不得不說。」
今天來看，《資治通鑒》的寫作，事實上也是滿足當時統治者的需要，是 「事為之防，曲為之制」 ，防微杜漸精神的一種反映。而更重要的是，《資治通鑒》之所以有受眾，也是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宋代歷史學家的才華、水準有着密切聯繫。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卷帙浩繁，就是今天看，它還有三百萬字。司馬光同時代有一個人叫王益柔，司馬光親自說，我只見過他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其他人拿到這部書懨懨欲睡，看不下去。
今天如何讓《資治通鑒》繼續發揮作用呢？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許多古書翻譯成白話文的時期，這個時間段出現很多白話《資治通鑒》，但到今天還風行不絕，當屬柏楊先生的白話《資治通鑒》。司馬光用十五年寫就《資治通鑒》，而柏楊翻譯就用了十年，柏楊想讓中國文化光輝大放異彩。
在李凱看來，柏楊並不是歷史學家出身，他是作家，是文學家，也是思想家。對歷史的理解跟他的知識結構、人生處境有密切的聯繫。柏楊先生的處境其實不樂觀，司馬光的處境又何嘗樂觀？在逆境之中，他想以中國積極向上的文化來鼓勵自己，讓中國人活得更有尊嚴、更有幸福感，事實上司馬光也是，還有我們講錢穆先生的概括「明儒道以尊孔，撥亂世以返治」。司馬光就是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執政者明白別再做錯事，別帶來傷民害民之舉。當然，他有他的弊病，這個弊病柏楊先生也進行了批評，司馬光不是都說得對，也有他的問題。柏楊先生是思想家，他也不是嚴格的歷史學家，但是他的思維維度給讀者提供了一定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