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擁有香港最完整的棚屋群。區區有故事之大澳（上）
香港被疫症的陰霾籠罩，很多人都希望除下口罩、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緩和身心的壓抑。大澳，一直被自然環境包圍和眷顧，是都市人選擇逃離的熱門勝地。這片土地也像是一所博物館，收藏了香港珍貴的回憶和情感。即使大澳早不是香港生存的命脈，與國際大都會的稱呼似乎無法再扯上關係，但它卻同樣經歷過繁華盛世、衰落，甚至是疫症的爆發。而當年在大澳的居民是怎樣在各種高低起跌中給這城市寫下不朽的故事？大澳和今天的香港又有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繫？■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一直致力推動大澳保育與環保的「活化大嶼山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朱福華，在大澳出生與成長，親身見證着大澳在六十多年裡的蛻變。面對社會不同方面的衝擊，不禁讓他重新反思大澳文物古蹟與歷史事件、人物發生的關係和意義。他驚覺即使香港不斷經歷着變遷，大澳卻仍然一如既往保留原有的味道與情懷。在這個懷緬與反思的過程中，他找到了一份對香港的認同以及大澳與這城市密不可分的關係。通過教育、撰寫文章以及帶領年輕人遊覽大澳，他希望這一代的人學會珍惜大澳的景物，因為說不定哪天這些動人的景致、古蹟舊物會被時代的巨輪一併帶走。「大澳人擁有很多驕人記錄，一項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全港最整齊的棚屋群、佛教寺廟、人工紅樹林等等，除了到大澳吃喝玩樂，遊人或許還可以用更深層的角度去欣賞它。」而朱福華就領着記者，徒步去聆聽、感受與欣賞大澳的點滴與魅力。
當漁村式微 城市崛起
中國人常說做人要飲水思源，要是重新尋回香港經濟起飛、生活富足的足跡，漁村的誕生也許是香港故事的開首。大澳當時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漁村，漁業不僅給人們帶來溫飽，同樣也孕育了不少民間智慧、手藝以及信仰。百多年前，中國沿海一帶地區、以捕魚為生的，大多都屬於??家族群。??家早就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地區的不同角落發跡，是香港四大民系之一，他們擁有相似的生活模式和習俗，幾乎與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看齊，卻因為語言無法統一而沒有被列入為中華民族當中。??家的生活居無定所，船漂泊的方向掌管每家每戶落戶的命運，他們往往被形容為海上的遊牧民族。
為了能夠更安穩踏實地生活，大澳的漁民（也稱為水上人）開始給自己的家庭在沿水道兩旁搭建棚屋，相鄰而築，形成長條形的棚屋區，並與陸上居民在大澳建構了屬於自己的社區。直到1960年代，漁業因為自然環境、海洋生態的改變、年輕人陸續到城市工作而漸漸式微，蜑家的傳統與獨特的氣質亦慢慢褪去它原來的模樣。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市民的生活因為發展各行各業崛起而變得更加富裕，城市翻天覆地發展與改變。「漁民會開始追求冷氣機、電視等城市化的生活，與陸上居民的生活模式逐漸相近。」即使大澳的漁業不再閃閃發亮，朱福華認為留下來的居民仍然堅守傳統和保留純樸的氣質，默默守護着躺臥在海邊的這個家園，給今天的香港留下了保存得最完整的棚屋群，讓前來大澳的遊人能夠鮮活地閱讀到歷史痕跡，追溯到昔日的情懷。「城市規劃和生活限制讓棚屋數量越來越少，所以我們更要珍惜棚屋的存在。」朱福華說。
鹽場紅樹林雀鳥棲息地
在大澳除了能夠欣賞棚屋的風光，近年也許還會注意到越來越大面積、分佈在不同角落的紅樹林，而紅樹林的前身是一個個鹽場。過去大澳居民除了出海捕魚為生以外，部分居民也會在沿岸海灘曬製海鹽，當時主要有四個鹽場。鹽業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步入全盛時期，它不但帶動了鹽的供應，也因為鹽適中的鹹度，令大澳鹹魚成為當地其中一個特產。「中國人對煮飯很講究，不能沒有鹽，所以鹽就特別矜貴。當時有鹽的地方就有官兵駐守，可見大澳曾經是一個富庶的地方。」朱福華說。
可是，鹽業同樣敵不過變遷與取替，直到1960年代後期，泰國與中國內地廉價的食鹽進口香港，本地食鹽的需求下降，鹽田逐漸荒廢，卻變成一個個紅樹林。「紅樹林的出現至今還是一個謎。」朱福華形容紅樹林的繁殖能力強，短時間內就能長出一片讓雀鳥和其他動物棲息的園林。「然而，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紅樹林，因為會影響景觀。」即使紅樹林遮擋風景，朱福華無法掩蓋對紅樹林的欣賞與喜愛，因為它給大澳打造了更優質的生態與自然環境。
根據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資料，政府在2005年至2007年間，因為要給大澳居民補償建設赤鱲角新機場及發展北大嶼山造成損失的紅樹林，而在原來鹽田的位置重新打造紅樹林，並孕育出多樣性的濕地動物，包括蟹、腹足動物、彈塗魚和水鳥。人工種植的紅樹林，因為其旺盛生命力而佔據了越來越多的土地，在恍似發展自然環境走到絕境的香港，大澳紅樹林卻帶來曙光，朱福華亦相信它有潛力成為香港第二個像米埔一般的自然保護區，除了給遊人享受自然環境與成為觀鳥勝地，也給動物有更廣的空間棲息。
從瘟疫地到盛產文化遺產
自古以來，香港不止一次爆發疫症。回看百多年前的大澳，也曾經屢次被瘟疫的陰霾籠罩。根據大澳現年近九十歲的漁民長者溫福明及張海平講述，約在1890年至1910年的20年間，大澳相繼發生了數次不知名的疫症，相傳是傳染力極強的鼠疫，引致多人死亡，大澳居民人心惶惶。當時尚未有完善的醫療服務，教育也非常貧乏的大澳水陸居民，只有求神拜佛，燒衣拜祭，以求消災。大澳不乏廟宇讓居民能夠定時參拜，當中包括：楊侯古廟、新村天后廟、關帝廟以及洪聖廟。因此，百多年前的居民面對疫症，有長者想到以「遊涌」的方式抗疫。居民以龍舟鼓響，先到四個廟宇詢問神靈，然後請神遊涌，希望以鼓聲及請神靈四處繞涌將瘟神嚇走。而的確遊涌過後不消數月至近初秋，瘟疫漸散，漁民得以康復。
時至今天，大澳遊涌慶典成了一年一度富有紀念意義和節日色彩的龍舟活動，在每年農曆五月初四（即端午節的前一天）舉辦。「遊涌」在2011年被列入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是首批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項目，並於2017年自動入選「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有別於一般的體育活動，大澳遊涌完全是在祭神、祭祀、消災的基礎上。龍舟神靈遊涌、為百姓消災解難的方式貫徹了人們對神靈的依賴和敬重。「居民請很多廟的神，安排儀式、典禮、怎樣將神靈送回去等，我們都很有系統的。」朱福華希望外界能更多關注「遊涌」這項被忽略的文化遺產，他覺得即使大澳遊涌慶典與香港著名的長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龍等同樣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卻往往因為缺乏國際傳媒的報道，被政府忽略了其地位、重要性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