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習範文是中文教學的主要途徑，而教科書則是範文的載體。孔子設教，以《六經》為教學的依據。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研習《五經》成為入仕的敲門磚。南宋後，朱熹註的《四書》、《五經》成為典範。還有南朝昭明太子的《文選》及清代吳楚材、吳調侯兩叔侄選編和註釋的《古文觀止》，都是古代學習語文的重要教材。
舊時兒童受教啟蒙，先入私塾，塾師所用的訓蒙課本，有《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詩》、《故事瓊林》、《古文評註》、《秋水軒尺牘》等幾本。讀完這幾本書後，進階學習便是《四書》、《五經》。
1847年，香港政府選定了數所鄉間私塾，向他們提供資助，逐漸形成了「皇家書館」。
1862年，在倫敦傳道會理雅各牧師的推動下，把「皇家書館」集中起來，並提供英文及世俗教育，成立中央書院，即後來的皇仁書院。書院雖着重英文教育，但學生仍需學習《論語》、《孟子》、《中庸》、《五經》及《史記》等傳統經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促進了「白話文運動」的發展。白話文教材逐漸取代文言文。隨後一大批以白話文為主要教材的教科書湧現。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
192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洪北平和何仲英編的《白話文範》；中華書局出版，朱毓編的《國語文類選》。這兩套教材標榜選材包括了蔡元培、胡適等「新文學大家」的文章。
192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顧頡剛和葉紹鈞編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1924年，中華書局出版，沈星一編的《國語讀本》。陳國球的《香港的抒情史》一書中說：「這些教科書都盡力搜求當時新文學的作品，以沈星一編選為例，其選材就包括了魯迅《故鄉》、周作人《小河》、冰心《笑》、沈尹默《三弦》、葉紹鈞《隔膜》、郭沫若《天上的市街》。」
193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傅東華編的《復興中學國文》，及1935年開明書店出版，夏丏尊、葉紹鈞編的《國文百八課》。其收錄文章包括胡適《差不多先生傳》、冰心《寄小讀者通訊》、沈尹默《三弦》、許地山《落花生》、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葉紹鈞《古代英雄的石像》、魯迅《風箏》及《孔乙己》、朱自清《背影》及《荷塘月色》等均成為了日後教科書的經典範文。另外，還有1937年，中華書局出版，宋文翰、張文治編的《新編國文》。
這些新文學教材還有一大特色，據陳國球所言，因為當時「距離《新青年》開始發表新文學作品的1918年，只是短短幾年，作品累積不多，所以新文學提倡者如胡適等以白話文翻譯的外國作品，也被徵用為『國語』學習的範文。」而這些翻譯文章有一部分仍然成為日後的中文科教材，例如：胡適翻譯，都德的《最後一課》，夏丏尊翻譯，亞米契斯的《少年筆耕》等。
正如王齊樂在《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一書中所言，「香港中文學校的學制課程，是跟隨中國新學制的改革而轉移的。」不過也有自己的特色，王續說：「正當中國內地提倡語體文，厲行國語教學的時候，這裏卻過分地注重古典文學和經史的教授。」
1922年，香港政府的教育諮詢委員會成立中文教育小組，並訂定《中文課程標準》。1929年香港政府頒行《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初級小學採用國文科讀本《香港漢文讀本》第一至八冊；高級小學採用《香港漢文高級讀本》第一至四冊，並兼授《孟子》。
由初級中學開始，則分「經學」及「讀本」兩類。「經學」主要教授《論語》、《左傳》、《大學》、《詩經》、《中庸》、《禮記》、《書經》等； 「讀本」則用中華書局《新中讀本》、商務印書館《共和中學國文評註》及《現代國文讀本》等；另外，還有《史記》、《國策》、《唐宋八家文》、《諸子文粹》及各家詩賦駢文。這個課程可見比內地更偏重古文。
不過，談起使用白話文教材，則早期在香港設館授徒，成立「子褒學塾」的陳子褒是一先驅。他「所主持的蒙學書塾，早在1899年，科舉未廢之時，已先行廢止讀經，而以他自己所著的白話讀本代替了。他極力主張用白話以代替文言。」陳子褒自撰的教材有《小學國文教科書》、《小學尺牘教本》、《左傳小識》、《史記小識》等。
■陳仁啟 中學中文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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