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得到當世敬重，除了道德充身以外，也以多才多藝著稱。《論語．子罕》記載太宰對孔子的欣賞，就因為孔子的多才多藝，而德才之辨亦由此而生。太宰問子貢：「孔子是聖人了吧？否則怎會有這麽多才能？」（「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這一問反映了孔子博學多才，同時暴露了太宰對「聖人」內涵的體會有偏。子貢的回答很有分寸，說孔子是上天所允許的大聖人，又有很多才能（「固天縱〔上天所任〕之將〔大〕聖，又多能也。」），把修德而成的「聖」位，與由氣稟材質而來的才能分開。二者有關而非直接關連。儒家對於「德」與「才」的分別有清楚認識。
孔子知悉此事後便說︰「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表達了對德與才的體認，與子貢所言意義實質相同。孔子說太宰不了解自己，繼而解釋自己多能是因為年少時身份地位低下，故懂得很多下層的工作，而這些在成德道路上不是必須的，因此設問君子的才藝是否需要很多，而斷然說不必多。
孔子這一觀點是一貫的，如樊遲向孔子請教種田種菜，孔子即批評說：「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孔子不反對才藝，但禮義忠信才是君子應當用力之處。君子成德的道路漫長，而修己治人的學問非一蹴而就，必須念茲在茲地實踐。
《禮記．學記》有言成學過程：「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這是為官者的成學過程，除了有系統地學習文獻，還要在學習態度、與人相處、交友原則、受教於師的程度、研討問題的能力等予以考核，再高一層是學以致用，原則一貫，立場堅定。
通過長時間一連串的考核，才培養出好長官，使所治地方的百姓安居樂業。由此可見傳統文化對培養為官者的嚴格道德要求，這是賢人政治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鄧立光（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國學中心主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國際易學聯合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