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世紀以來，每提到清末名臣李鴻章，差不多都直接跟賣國賊扣上等號，與秦檜之流相提並論。蓋因他經手簽的對外條約，包括《煙台條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條條都是喪權辱國、割地賠款，只有恥辱和羞愧。
不過，卻有人為他著述，從另一角度去評價他一生的功過，這位是跟他差不多同時期的人物，乃晚清「戊戌維新」的主角之一的梁啟超。當李鴻章於1901年去世時，梁啟超正因變法失敗而流亡日本。他聽到消息後，立即着手寫一本《李鴻章傳》，並於1923年出版。
梁啟超可以說得上是以較客觀平實的態度去寫李鴻章。他不像一般學者只給李鴻章無情的唾罵，而是對他寄予深切的同情。他說：「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也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為之作冤詞也。」
即是說，他與李鴻章並不是好友，決不會為他說謊的。他更表明自己替李鴻章寫這部傳記的心跡：「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心思就關乎李鴻章一生的事跡功罪。
由這部傳記，可縱觀李鴻章的一生，也可了解整個晚清乃中國數千年來未曾遭遇的大變局。他初出道時，曾師事曾國藩，並成其幕僚。李鴻章追隨曾國藩幾年，學了很多實務、軍務，得益匪淺。後曾國藩推薦他籌組淮軍，他亦沒有辜負師恩，讓淮軍配合湘軍，合力平定太平天國之亂。
李鴻章治理淮軍，「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悉仿湘勇。」他又用美國將官去訓練和指揮，屢戰屢勝。所以，他的軍功甚高，而他亦直認曾國藩對他「終身受其用也」。不過，梁啟超對李鴻章所辦之洋務，就不甚欣賞。
梁啟超批評說：「何以他國以洋務興，而吾國以洋務衰也？吾一言以斷之，則李鴻章坐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這點或者過於苛責，要知中國閉關鎖國，數千年來封建閉塞，官吏科舉出身，所知所識，全沒半點洋務基礎。就算有人辦出點洋務來，也受四方保守勢力圍攻，指責他數典忘祖。
李鴻章曾引進過西方教育、郵電、礦務、交通、航運、海軍、紡織、醫療等新科技、新制度，只不過當時的社會觀念仍很保守，貪污腐敗、無知之徒，充斥朝野，又如何順利推行新政策？更遑論如何區分「洋務」與「國務」了。
李鴻章最為人詬病的是「甲午戰敗」和簽定《馬關條約》，梁啟超更一口氣列出他的「咎十二」。即無論在戰事上或外交上，李鴻章都犯了十二宗過錯。不過他說：「是役將帥無一人不辱國」，「此輩實亡國之利器也。」那就不應片面地責罵李鴻章一人，或要他個人負全部責任。
甲午戰後，朝廷派他到日本議和，他仍「辯論移時，不肯少讓」。直至到他遇刺受傷，子彈留在臉頰內，也不肯做手術和靜養休息。扶傷談判，血染袍服，終於達成和議。雖對國不利，但國勢如此，狂瀾欲倒，談判也沒有後盾。李鴻章可以不議和，起身再打一仗嗎？正是「戎馬壓境之際，為忍氣吞聲之時」。
幸好李鴻章辦外交，還懂得「專以聯某國制某國」，做成「三國干涉還遼」。這也不是與那些狼子野心的列強結盟，只是在各國之間周旋，利用一下形勢和列強之間的矛盾而已。
當「八國聯軍」時，慈禧倉皇出走，有人勸他三策。上策「擁兩廣自立」，中策「督兵北上勤王」，下策「受命入京，投身虎口」。怎知他三策都不從，逗留上海，數月不發，只等待談判喘息，以保那殘山剩水、半壁江山。
在外國人面前，他並無卑躬屈膝，反而顯出一種大國外交家的風範，連日本人也說：「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鴻章，不復知有北京朝廷。」梁啟超雖是他的政敵，還肯為他辯護，我們為何還昧於史實、謬於知識呢？
有作家說過，李鴻章以「狂瀾既倒，老成何以謀國？」可說是一針見血，亦可總結李鴻章的千秋功過。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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