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譚
全國人大「311決定」為建設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制度確立了原則和框架，標誌着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它不僅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也是對世界民主發展形式的最新探索。
西方民主制度源於古希臘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其思想和實踐至今仍然給予我們深刻的啟示。雅典要求全體公民直接參與城邦公共事務，從表面上看，這是一種直接民主制度，但雅典民主並不意味30多萬人口中的多數人擁有選舉權，而是僅僅局限於不足人口十分之一的雅典公民，廣大奴隸和外邦人甚至雅典婦女均不在公民之列。雖然佔人口多數的奴隸通過辛勤勞動支撐着雅典的經濟生活，但他們完全沒有享受到民主制的權利，政治活動往往由人口佔少數的公民參與。
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發端於中世紀英國的代議制度，1215年簽署的《大憲章》繼承和發展了雅典民主制度的精神，是英國代議制的起點。《大憲章》第61條規定，貴族推選25位代表與國王共同維護、監督憲章條款的執行。如果國王侵犯貴族的利益，那麼這些代表可以批評國王及任何官員的錯誤，有權以全國人民的名義向國王施加壓力，甚至奪取土地和財產，具有依靠民意反抗國王的權力。構成了近現代西方間接民主制度的核心內容。
時至今日，西方民主制度仍然在傳承雅典民主的基因，執政者總是服務於部分社會成員的利益。在民主制度逐漸成熟的過程中，西方國家發展出分權制衡、政黨輪替和多元民主，以此削弱利益集團對公共利益的侵蝕，但這些設計不僅沒有根除西方民主的內在痼疾，反而令選舉凌駕於治理之上，對公共利益造成進一步損害。
融直接、間接、協商民主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則把直接民主、間接民主和協商民主融為一爐，是對世界民主發展模式的最新探索。新的選舉制度大大增加了政治協商的份量，體現了法國思想家盧梭的「公意」思想。「公意」指的是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只着眼於公共的利益，而且永遠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公意」的產生離不開協商民主，無法通過簡單的多數選票來決定。
協商民主需要廣泛的理性協商，以公共利益為導向，形成以公共理性為基礎，具有廣泛的社會共識。正如盧梭所言，如果人民能夠充分了解情況並進行理性討論，彼此之間又不存在任何利益勾結，那麼通過大量的溝通，「公意」就可以產生。
為達此目的，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將超越狹隘的地緣、親緣、血緣、階層等利益因素，顯現對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廣泛代表性，保證女性市民、青年群體、基層市民、勞工階層、少數社群、少數族群、不同語言群體以及殘障人士等都有足夠比例的代表，在同一屋簷下，與其他社會群體齊聚一堂，共商政事。這樣，我們可以把香港未來的管治，理解成「票決和協商混合」治理，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簡單的「票決多數」管治。
進入新世紀，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調整，國家之間競爭加劇，西方各國政府普遍面臨治理難題，新冠疫情更是凸顯了西式選舉制度與善治之間的矛盾。香港在民主政治建設的探索，有利於不斷完善民主制度。有豐富民主形式，暢通民主渠道，就能維護公共利益，推動民主制度優勢，發揮強大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