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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同袍》導演羅永昌
文、攝：武俠 圖：泛亞影業
「著得起件衫就係自己人。」任達華在杜琪峰的《PTU》中第一句台詞，為影片定下基調。
數年後，《PTU》獲電影公司注資發展成一系列電視電影，於是有了羅永昌執導的這齣與杜琪峰版本毫無關係的《機動部隊之同袍》。
穿起制服，《PTU》裡的「自己人」，來到《同袍》，觀眾不免看到「自己人」與「自己人」的窩裡反。
「電影不是想要說團隊精神，而是想講關於人的衝突，即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關係。」羅永昌接受記者訪問，為這個「窩裡反」解畫。
天下豈能太平？
片中的「自己人」，包括任達華（飾森）和邵美琪（飾May）各自帶領的四人小隊。「人與人的相處，有的信神，有的甚麼都不信，在這八個人裡面，每個都有不同的想法，即使最簡單如任達華，也有他想要做好差人職責的念頭，然而外來因素的影響，令各人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大，導致最後的決裂。」羅永昌說。
決裂的源頭，是森小隊認為May是「搞屎棍」，靠討好上司「上位」，「其實在角色裡設計上，May並不是『搞屎棍』，最曖昧的一場戲，是她在唱卡拉OK時替上司黃Sir點了一首飲歌；在山上搜捕劫匪時，她也有嘗試去解決隊員之間的矛盾，然而太多的因素堆積在一起，本來對May並沒有特別偏見的森，最後都認為她是沒有實力靠耍手段上位的。」
於是本來就有矛盾的兩個小隊，隨著隊長的矛盾加劇，合作搜尋劫匪的工作，更增難度。小隊成員之間的爭功勞，到後來同一小隊中老兵與菜鳥之間都出現矛盾，上司黃Sir與「打份工」混飯吃的司機肥棠等，不論職位不論銜頭，在搜捕劫匪的山頭上達到爆發點。
「只有寫字的那個，在片中是被懷疑為神經失常的，但其實是最簡單的人，於是他便做最簡單的事，即見到有牆便寫上『天下太平』四字，他也不會跟你追名逐利。」片中有點神經失常的大叔，拿著毛筆見到牆便寫，畫上「天下太平」四字，點綴著緊張異常的搜捕行動。
一個銀包也是執著
每個人都有不同想法，亦有各自的執著，放在一起便會產生衝突，「像片中的偷渡客，你拿了他的銀包，哪管裡面只是五百元，是他的他便要搶回。」羅永昌解說片中角色對執著的不同表現。片中兩個小隊合作上山搜索劫匪，途中遇到一偷渡客的「蛇竇」，當中找到一個銀包。
「偷渡客的銀包似乎與故事無關，我也有與編劇游乃海溝通過，最後都不理觀眾明不明白而加入去。」
「最初的想法是不想警察在山上甚麼人都沒有碰到，只碰到那幫賊，於是設計了寫字的那人，然後便是這個偷渡客。為甚麼偷渡客為了一個銀包而冒死同警察搏鬥？其實當你看到一些扑頭搶劫的新聞時，其實扑頭的賊人都不會去諗你死不死，搶了再說；那銀包裡有一千還是幾百都不重要，是我的便要搶回來。這是一個執著。」
偷渡客與警察的搏鬥，拳來刀往十分乾脆利落。「這個偷渡客予人曾經參過軍的感覺，我需要他動作來得簡單直接又有力，不要太多花巧。你擋住我我便『插』你，不必擋來擋去的花巧，這種實淨的才是最有力的。」
於是有兩個小組成員追蹤這偷渡客而去，山上濃霧四起，May與森為了應該去接應隊員還是留在原地等候救援起了衝突。
走出迷霧
「以情理來說，其實應該是將場景設置在大廈裡面，但你拍大廈拍酒樓，同平時看的差不多，但上了山之後，大家穿上避彈衣戴上頭盔，在樹林中是否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呢？」片中的警察亦與日常見慣見熟的警察有所不同，「我和游乃海傾向是與大家平時見的警察有點不同，想要帶點軍隊的感覺，於是片中的PTU隊員是戴警帽還是頭盔都考慮過，觀眾會覺得戴帽較有型，但戲中的需要還是應該戴頭盔。」
戲的最後，因種種矛盾與衝突而分道揚鑣的小組隊員們，因一個機緣再次聚集。「當大家去到最迷失方向的時候，怎樣召集大家回來呢？」於是羅永昌選擇一個與世隔絕的村落，利用村民唱聖詩的聲音，讓紛擾中的小組成員平靜下來，也讓在迷霧中的成員找到方向，聚集在村落裡。
「那條村在馬鞍山，是以前當地礦工住的地方。」
「戲的設計便是大家在霧中爭執、決裂，然後跟著聲音去到村裡，互相修補關係——但在創作上希望大家是和平共處的，所以片中就算最後在教堂中與賊人駁火，都沒有人受傷。」
最後教堂裡的一場戲，決裂了的小組成員們重新聚集在一起，如何攻入教堂，將劫匪繩之於法，便有賴成員之間的互相合作，於是兩個小組的隊長撇開成見，互相發現對方的優點與實力，成員之間看到彼此的關懷，也發現原來對方不是一個「衰人」，甚至被上司看不起的司機肥棠，原來也不是一個「廢柴」，「其實去到最後，就是『一枝竹仔易折彎』的道理，大家聚合起來，才可以捉到賊。」
然而在捉賊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如何起衝突，外來因素如何影響我們對一個人的判斷等，是整套戲推進的重點。
「如何處理人際關係，是比團結更大的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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