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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民
在香港作家聯會二十周年會慶活動中，認識了前來參加慶典的青年作家、河北省作協副主席李春雷。李曾獲魯迅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等獎項，今年才四十歲，已是國家一級作家。
承他贈送一本報告文學：《木棉花開—任仲夷在廣東》。薄薄的一本，一口氣可以讀完。它卻引起我的迴思，回想與任老交往的一些片斷。
任仲夷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時擔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他原是第五屆全國人大遼寧省代表，因調職關係參加了廣東省代表團。因此關係，與我稔熟，在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每年會議中，時有往還。我常常把發表在香港的一些政論文章請他指教。後來他不擔任人大代表了，已經離休在家，對我寄上的文字，他還覆來長信，對一些「左」的理論家對他的批判，處之泰然。他在信中說：「讓大家去評判吧，我年已八十八歲，已沒有力氣與人爭論了。何況有些自我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是不可理喻的呢！」
另有一次，在北京人大會議時，我到他的房間閒談，當談起某些自充理論家，實則脫離實際時，他隨手取來飯店信箋，寫兩則古代隨筆示我。一則是《庸醫傳》：文曰：「表兄弟，幼學文，屢試不中，棄文習武，一發斃鼓吏。又學醫，三年無一顧者，偶得小疾，自試一方，卒。」
另一則是《祭××文》：「先生死矣，爾竟死矣，夫先生早死，則天下人少死；先生晚死，則天下人多死。嗚呼哀哉！尚饗。」
讀之不禁莞爾，並欽佩他的記憶力。
任老毫無架子，照理我是他的晚輩，有一次大家都到深圳，大概是開個什麼研討會。我打電話說要前往拜訪他，他卻堅持要來看我，由他在華僑城工作的兒子任克雷陪同前來，這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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