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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妮卡
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訪問時說，「如果我有錢，也去拍一個電影，叫做《海角八號》。這個《海角八號》要描寫一九四九年有將近二百至三百人，因為國共之間的武裝衝突，大陸上的這些兵被抓兵到了台灣，其實他們根本不想打仗。」
宋楚瑜回憶，他在台南遇見一位退休軍人，二十歲時候被抓兵隨著部隊到了台灣；大陸妻子改嫁，他怕傷心，不回去了，六十年來過著獨身生活；退休後，在學校廁所做清潔工。說到這裡，宋楚瑜眼眶濕潤，哽咽許久。
這位廁所清潔工，令我想起遠房親戚王舅公。他一九四九年跟隨蔣介石撤退台灣，妻兒留在大陸，雙方不敢直接通消息，靠我母親在香港從中幫忙。
母親害怕海峽兩岸海關查信，她收到大陸舅婆轉寄舅公的信，先抄一遍，再寄去台灣。同樣的，收到舅公的信，也抄一遍才轉寄大陸。這種通訊方法，一直維持至舅婆去世。
舅公退伍後，在台北圓山飯店當雜工。一九七八年我去探望他，他帶我上陽明山看預先買下的墳地。他說，相信這一生也回不了大陸，要孤獨地長眠台灣了。那時候我在想，陽明山地價昂貴，舅公在心理上是否覺得葬得愈高，愈能看清楚大陸？
舅公對大陸親人「有求必應」。我記得，他的兒子要電視機、從未見過面的孫子要錄音機學英文，舅公一一滿足他們。他寄錢給我母親代購，還聲明要買高素質的。舅公說，文革時候親人因為台灣關係，吃了不少苦，他對不起他們。
大陸改革開放，舅公兒孫希望他回鄉終老。我母親親自去台灣接他，再送他回鄉。舅公途經香港那天，我們又見面了，八十多歲的老人喜孜孜地告訴我，陽明山的墳地賣掉了，價錢很高。那一刻，他也是眼眶濕潤，哽咽許久。回鄉翌年，舅公長眠鄉下。
宋楚瑜要拍《海角八號》的話，類似的故事多得很。其實，香港人也可以拍《海角九號》，描述當年調景嶺那一班國民黨官兵，去不了台灣，回不了大陸。
我們要以寬容胸襟，看待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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