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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袁乃晨先生在第十七屆金雞百花電影節上獲得終身成就獎。
文：廖一、王哲（本報吉林記者）
前蘇聯電影《列寧在1918》、《小英雄》、《莫斯科不相信眼淚》、《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南斯拉夫的《橋》；英國《送信人》；美國《紐約奇談》、《社會中堅》；法國《紅與黑》；朝鮮《看不見的戰線》、《賣花姑娘》……1949年以來，中國觀眾從來自世界各地的影片上說著中文的各色人等，看到外面的世界。
通往世界的窗口，由一部譯製片打開。
1949年5月，新中國第一部譯製片（以華語配音上映的外國電影）《普通一兵》在戲院上映，中國譯製片至今已在風雨中走過六十個春秋。
作為看世界的第一扇窗，許多人對世界的了解始於此。譯製片拉近了國人和世界的距離，也影響了一代代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回憶起當年《普通一兵》的製作過程，九十高齡的「新中國譯製片之父」袁乃晨仍歷歷在目。
摸石頭過河
《普通一兵》（或稱《一個普通的士兵》）華語版誕生前，中國觀眾看到的外國影片，除了默片，不同戲院會以各種方法幫助觀眾了解電影內容，例如用幻燈片打字幕，設解說員即場解說劇情，或現場翻譯。1948年，時任東北電影製片廠（現長春電影製片廠）廠長的袁牧之找來話劇演員袁乃晨，負責為蘇聯電影製作華語版。
1948年8月，袁乃晨敲開位於哈爾濱市蘇聯影片進出口公司東北分公司的辦公室大門，向總經理聶斯庫博表示希望得到蘇聯影片華語版權的來意。聶斯庫博決定拿一部電影給東影試試，但要簽訂合同，東影廠翻譯成功，則蘇聯電影的華語版權無償歸中國所有；翻譯不符合要求，則交給已經擁有發行網的印度或香港發行。
一個多月後，袁乃晨拿到蘇聯電影《馬特洛索夫》（Private Aleksandr Matrosov）的素材——沒有任何經驗的翻譯片組只有袁乃晨和翻譯孟廣鈞兩人，他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剛拿到劇本，袁乃晨就發現了第一個問題：對白時間。由於中俄語念對白的速度不同，有時俄語已讀完，中文還沒讀完。袁乃晨想出了個土辦法，他從廠裡領了塊秒錶，一句一句的和孟廣鈞同時用中俄文讀台詞，遇到時間不統一的，就改變語速或在念白原意不變的前提下增刪中文字數。經過反覆修改，時間不符問題終於解決了。
然而在正式開始錄音時，袁乃晨又發現中文的口型和畫面上演員說出的俄語口型有時不相符，畫面中的人物張嘴，中文念白的字卻是閉嘴，看著特別難受。袁乃晨和孟廣鈞先生又開始修改劇本。可要做到口型相似而不改變原意，比增刪字數要難得多。兩個人又都不是專業的語言學家，只好一字一字的推敲，有時甚至為改一字而整晚失眠。
說東北話的蘇聯人
有人勸袁乃晨，就幾個字，放映時不注意也看不出來，用不著那麼費心。袁乃晨卻不這樣想：「我這個片子可是有合同的，人家要是不滿意就糟糕了。越是這樣的地方就越不敢馬虎，我是個小白丁，但我擔子上擔的是中國，這個份量我心裡明白，打仗時首長交給我任務，這個陣地給我守住，我就得守住，沒有條件可講。」
「想不出來就等於完不成任務，憋得腦袋疼，實在憋不出就出去玩，玩完了再想，我們兩個人都快三十的人了，偶爾想出來一個，撒歡一樣的跳啊蹦啊，高興得像孩子得到好吃的。電影裡戰士衝向敵人的碉堡時高喊著『烏拉！』（俄文的意思是「萬歲」）如果按照原文配，一是口型不對，二是也不合中國人的習慣。為什麼不可以把『烏拉』譯成『衝啊』？口型相近，又符合劇情，配起來一試，果然口型也對，中國人聽了也覺得順耳。」袁乃晨說。
到劇本問題解決了，下一步工作是找配音演員。當時東影只有一個小型劇團，五、六個演員，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心目中的厚重低沉的男主角人選。袁乃晨就把劇團所有的工作人員叫來談話，終於選定讓聲音厚重的放映員張玉昆和聲線甜美的混血兒服裝師吳靜為男女主角配音。兩人一聽要當演員，都連說沒配音經驗，袁乃晨又是解釋，又是保證會逐句教導，兩個人才半信半疑的答應下來。
當時錄音室的條件還十分簡陋，只有一台電視和一個不可移動的麥克風，可配音演員有高有矮，最後個子高的配音演員錄音時把雙腿支開，降低高度，矮個的就站在特製的小板凳上；配音演員每說完一句話就得立刻躲開，把位置讓給下一個人。為達到最佳效果，袁乃晨有時一句台詞錄幾十遍，演員被摳戲摳得直哭，袁乃晨卻說：「不行，這不能含糊，如果我們做不好，蘇聯人不滿意，任務完不成不說，整個中國翻譯片的版權就輸掉了。」
就是這樣的認真，讓譯製片這個新片種得到了觀眾的認可。「片子一放完，大家都說『老毛子中國話說的真好，還帶點東北味』，那個年代蘇聯人說中國話也帶東北味，他們都是和東北人學的。觀眾根本不知道這是譯製片。」袁乃晨滿帶自豪的說。
中國譯製片發展之路
經過半年多的摸爬滾打，《普通一兵》在長影標準放映室放映，直到坐在廠長旁邊的袁乃晨聽到雷鳴般的掌聲時，心才終於踏實下來。廠內審核是通過了，袁乃晨仍擔心在市面上的電影院中放映可能出現的聲音問題，於是把《普通一兵》在電影院沒有觀眾時先放一次，先聽聲音；等觀眾坐滿後再放一遍，直到觀眾回答「聽清楚了」，片子才算真正過關。
審核通過當天下午袁乃晨就帶著片子坐上了去哈爾濱的火車。在莫斯科電影院，聶斯庫博、翻譯和袁乃晨三人在電影院二樓的小放映室看完了影片。袁乃晨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燈一亮，他就起來把我摟住，直說『哈勒少』（俄語『好』的意思），高興的不得了，他說，你翻譯的太好了，祝賀你成功，今後按照合同的規定，我們蘇聯電影的華語版權就都歸你們了！」
《普通一兵》成功後，蘇聯電影大量輸入，東影成立了由袁乃晨擔任組長的譯製片組，並很快達到全年譯製三四十部的水平。隨著東影譯製片數量和質量的提高，全國院線都開始放映東影的譯製片，英美影片逐漸退出了中國電影市場。劉少奇還曾以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的名義給譯製片傳令嘉獎。
新中國譯製片的發展也並非一帆風順。隨著蘇聯及東歐等地經典電影的輸入，中國譯製片事業迎來十年的輝煌，這些影片無論台詞還是歌曲都風靡一時，甚至帶動了當時的起名風潮，不少當時出生的孩子被父母以「莎」、「麗娜」等極富俄羅斯風格的字眼命名。由於受到國際關係變化影響。從1961年開始，譯製片數量大幅度減產。文化大革命時期，譯製片事業受到嚴重打擊，1966年至1969年譯製片生產甚至出現完全停頓狀態，至1971年譯製片才開始恢復生產，但僅以「內參片」狀態出現，並未公映，期間譯製包括紅遍大江南北的朝鮮電影《賣花姑娘》等作品。
1975年，長春電影製片廠首次譯製美國電影《紐約奇談》和英國電影《送信人》，受到觀眾歡迎。1977年開始，中國譯製片事業進入全面繁榮階段。各國電影紛紛湧入，隨著中美建交，許多美國經典影片被引入中國，包括《摩登時代》、《蝴蝶夢》（希治閣作品）、《羅馬假日》、《亂世佳人》等一系列國外經典作品被紛紛引入。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隨著觀眾外語水平的升高，原文對白、中文字幕的譯製片方式重新受到追捧，同時，中國電影譯製片廠開始了市場化的嘗試。目前中國每年譯製四十多部電影，譯製過程已全面數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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