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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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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康熙五年文學之會


http://paper.wenweipo.com   [2009-03-04]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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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前後顧炎武的變化。

李國濤

 康熙五年在清代文化史上是一個不平凡的年頭。

 我在幾年前寫過一文,題為《康熙五年的代州之會》。此文是說,在康熙五年,山西曾有一次盛大的文化聚會,是極難一遇的。那一次聚會,現在看來也是偶然相會。但是太巧,太幸運,竟然有那麼多的頂尖人物光臨。

 為首的是顧炎武。他先到太原,當然晤傅山。更巧的事情是,這時候浙江嘉興的朱彝尊也在太原布政司裡。朱彝尊是大詩人,大詞人。他的詩與當時王漁洋(山東人)有「南朱北王」之稱,是浙派詩的開山祖師。而他的詞與陳維崧齊名。這就是說,詩詞成就都極高。廣東番禺的大詩人屈大均,此時由廣東到陝西,見到陝西富平縣的詩人李因篤。李因篤與顧炎武交情深,就偕同屈大均前來拜會顧、傅,直接到了代州。有了顧、傅,再加上李、屈、朱,這就是南北俱齊的「文化峰會」了。而更巧的是,這時代州府的地方首腦兼軍事長官(雁平兵備道)是河北人陳上年。陳上年是一位有文化的官員,而且是一位尊重文化的官員。顧炎武在《鈔書自序》裡說過,他曾借到三部書。那時候,許多好書是要自己抄下來用的。「清苑陳祺公(即陳上年)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後來研究者有的說,這群人是為了反清復明作準備,也有的(如章太炎)說是為了發展票號。我們現代的研究者說,這些事情都無法證實,只是推想,也許是一個永恆的謎。

 於是我就記住了「康熙五年」這個時間。

 近來翻讀李丹著《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上海古籍版,2009),我又見到「康熙五年」屢屢出現。這也是巧合。那一年,可以說就是廣陵詞派形成的一年。不過這一次不是一團謎,當時留下大量詞集、文集,資料極多,而且生動。

 廣陵就是揚州。順治十五年,才華蓋世、年輕而禮賢下士的大詩人王漁洋,到揚州任推官,也就是管刑名法規的地方官。揚州文風本盛,他以自己的文名,交接揚州以及來往的詩人墨客,舉行多次詩酒之會,出版個人的和集體的作品集。那時詩人們講究「唱和」,也就是王漁洋(或別人)用某題、某韻,寫一首詩或詞,其他人跟著這題,這韻,再寫,以作酬答。一時此地文風更盛,是他打下了基礎。而他在康熙四年調離揚州。難得的是,王漁洋走了,後繼者不衰,廣陵的一個很大的詩人團體仍在。還有人組織活動,還有人唱和詩詞。

 有一個極有趣的現象就是,王漁洋是大家,是清代詩歌「神韻派」的開創者。他的詞也寫得好,詞風也相近他的詩風,講神韻,輕靈淡雅。他到揚州幾年,詞興大發,組織文士學作詞之法。整個清詞是從他開始昌盛的。他倡導,但是他的詞風並沒有成為主導。也許與個人的遭際有關吧,他年輕,是成長於清朝的一代人,二十歲出頭就成進士,成名,當官,受寵。而他在揚州保護、招攬的一批文士,則多是帶著明代遺老的氣息,或者是明遺老的後代,或者遭遇種種禍事,都是在政治危難中偷活下來的倒霉蛋。所以這些人不大會「神韻」,而是一肚皮痛苦和牢騷。王漁洋在廣陵的時候,大家跟著王漁洋唱和,風格不免相近。或有不同,也不那麼顯著。王漁洋一走,後來者不同了。

 在康熙五年秋季,原來的那班詞界唱和人員,又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唱和集會。這時當年的骨幹曹爾堪、王士祿(王漁洋的弟弟)、陳維崧等人,就作為領導者了。更有趣的是,他們以激越的長調《念奴嬌》為詞牌,相唱和,各自抒發胸中的不平之氣和悲慨之情。參與唱和的有幾十人,詞作現在多已不存。不過存世的也還有不少,收入《廣陵唱和集》。應當說,這次是以詞人曹爾堪為首的,因為現存的詞裡,有十五首是步他的韻和成的。據李丹書裡介紹,《念奴嬌》,又用「屋」字韻,更成為慷慨悲歌。這成了一次集體抒情,同時也就形成了一種風格,即「稼軒風」,就是辛棄疾的豪放風格。這進而形成了一個流派,即廣陵派。

 曹爾堪《念奴嬌.柬冒辟疆、陳散木》有句:「二十六年緣底事?偏記西湖僧屋。楊柳堤長,芙蓉溪冷,且飽蕪菁粥。紅橋(揚州橋名——本文作者注)客散,日斜同倚修竹。」曹、冒二人相別二十六年,其實也就是明亡後的這些年,世事大變,只能過著喝粥的日子了。尤其是他們中最大的一家,即陳維崧,風格也形成於這一年。且看他寫道:「我意亦思歸去爾,聊葺溪干破屋。行乞歌場,為傭屠市,也覓三餐粥。」為什麼都說喝粥?窮得不好過吧。陳維崧之父陳貞慧與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同為明末四公子。陳家先破敗,陳維崧依食如皋縣的冒襄家十幾年,他弟弟也到侯方域家生活。日子是不好過的。他在當時唱和的《念奴嬌》裡還有句云:「天若有情,地如埋恨,此會何難續」。他「神韻」不起來。在康熙五年這一次,幾十人各寫《念奴嬌》約幾百首,都變了詞風,而且都向一處變。這也算是文學史上趣事。

 一南一北兩次文化大聚會,怎麼都趕上康熙五年?我可說不出什麼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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