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明亡前後顧炎武的變化。
李國濤
康熙五年在清代文化史上是一個不平凡的年頭。
我在幾年前寫過一文，題為《康熙五年的代州之會》。此文是說，在康熙五年，山西曾有一次盛大的文化聚會，是極難一遇的。那一次聚會，現在看來也是偶然相會。但是太巧，太幸運，竟然有那麼多的頂尖人物光臨。
為首的是顧炎武。他先到太原，當然晤傅山。更巧的事情是，這時候浙江嘉興的朱彝尊也在太原布政司裡。朱彝尊是大詩人，大詞人。他的詩與當時王漁洋（山東人）有「南朱北王」之稱，是浙派詩的開山祖師。而他的詞與陳維崧齊名。這就是說，詩詞成就都極高。廣東番禺的大詩人屈大均，此時由廣東到陝西，見到陝西富平縣的詩人李因篤。李因篤與顧炎武交情深，就偕同屈大均前來拜會顧、傅，直接到了代州。有了顧、傅，再加上李、屈、朱，這就是南北俱齊的「文化峰會」了。而更巧的是，這時代州府的地方首腦兼軍事長官（雁平兵備道）是河北人陳上年。陳上年是一位有文化的官員，而且是一位尊重文化的官員。顧炎武在《鈔書自序》裡說過，他曾借到三部書。那時候，許多好書是要自己抄下來用的。「清苑陳祺公（即陳上年）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後來研究者有的說，這群人是為了反清復明作準備，也有的（如章太炎）說是為了發展票號。我們現代的研究者說，這些事情都無法證實，只是推想，也許是一個永恆的謎。
於是我就記住了「康熙五年」這個時間。
近來翻讀李丹著《順康之際廣陵詞壇研究》（上海古籍版，2009），我又見到「康熙五年」屢屢出現。這也是巧合。那一年，可以說就是廣陵詞派形成的一年。不過這一次不是一團謎，當時留下大量詞集、文集，資料極多，而且生動。
廣陵就是揚州。順治十五年，才華蓋世、年輕而禮賢下士的大詩人王漁洋，到揚州任推官，也就是管刑名法規的地方官。揚州文風本盛，他以自己的文名，交接揚州以及來往的詩人墨客，舉行多次詩酒之會，出版個人的和集體的作品集。那時詩人們講究「唱和」，也就是王漁洋（或別人）用某題、某韻，寫一首詩或詞，其他人跟著這題，這韻，再寫，以作酬答。一時此地文風更盛，是他打下了基礎。而他在康熙四年調離揚州。難得的是，王漁洋走了，後繼者不衰，廣陵的一個很大的詩人團體仍在。還有人組織活動，還有人唱和詩詞。
有一個極有趣的現象就是，王漁洋是大家，是清代詩歌「神韻派」的開創者。他的詞也寫得好，詞風也相近他的詩風，講神韻，輕靈淡雅。他到揚州幾年，詞興大發，組織文士學作詞之法。整個清詞是從他開始昌盛的。他倡導，但是他的詞風並沒有成為主導。也許與個人的遭際有關吧，他年輕，是成長於清朝的一代人，二十歲出頭就成進士，成名，當官，受寵。而他在揚州保護、招攬的一批文士，則多是帶著明代遺老的氣息，或者是明遺老的後代，或者遭遇種種禍事，都是在政治危難中偷活下來的倒霉蛋。所以這些人不大會「神韻」，而是一肚皮痛苦和牢騷。王漁洋在廣陵的時候，大家跟著王漁洋唱和，風格不免相近。或有不同，也不那麼顯著。王漁洋一走，後來者不同了。
在康熙五年秋季，原來的那班詞界唱和人員，又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唱和集會。這時當年的骨幹曹爾堪、王士祿（王漁洋的弟弟）、陳維崧等人，就作為領導者了。更有趣的是，他們以激越的長調《念奴嬌》為詞牌，相唱和，各自抒發胸中的不平之氣和悲慨之情。參與唱和的有幾十人，詞作現在多已不存。不過存世的也還有不少，收入《廣陵唱和集》。應當說，這次是以詞人曹爾堪為首的，因為現存的詞裡，有十五首是步他的韻和成的。據李丹書裡介紹，《念奴嬌》，又用「屋」字韻，更成為慷慨悲歌。這成了一次集體抒情，同時也就形成了一種風格，即「稼軒風」，就是辛棄疾的豪放風格。這進而形成了一個流派，即廣陵派。
曹爾堪《念奴嬌．柬冒辟疆、陳散木》有句：「二十六年緣底事？偏記西湖僧屋。楊柳堤長，芙蓉溪冷，且飽蕪菁粥。紅橋（揚州橋名——本文作者注）客散，日斜同倚修竹。」曹、冒二人相別二十六年，其實也就是明亡後的這些年，世事大變，只能過著喝粥的日子了。尤其是他們中最大的一家，即陳維崧，風格也形成於這一年。且看他寫道：「我意亦思歸去爾，聊葺溪干破屋。行乞歌場，為傭屠市，也覓三餐粥。」為什麼都說喝粥？窮得不好過吧。陳維崧之父陳貞慧與冒襄、侯方域、方以智同為明末四公子。陳家先破敗，陳維崧依食如皋縣的冒襄家十幾年，他弟弟也到侯方域家生活。日子是不好過的。他在當時唱和的《念奴嬌》裡還有句云：「天若有情，地如埋恨，此會何難續」。他「神韻」不起來。在康熙五年這一次，幾十人各寫《念奴嬌》約幾百首，都變了詞風，而且都向一處變。這也算是文學史上趣事。
一南一北兩次文化大聚會，怎麼都趕上康熙五年？我可說不出什麼道理。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