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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寫回憶錄與作其他文章有些不同，不論事情輪廓還是細節都應真實。這是最低的要求，此外附加的一個要求就是持論要公允。公允，並不應該是回憶錄所獨有的，但我覺得尤以回憶錄為最。回憶錄和小說不同，不僅文字應有文學色彩，更重要的是經得住歷史檢驗，如果一部回憶錄充滿虛假，持論偏頗，就失去了回憶錄本身的價值。當然，抽象的公允並不存在，世間萬物總會對回憶錄的撰寫者施加各種各樣的影響，比如地域、派系、性別等等，但撰寫者要有意識的提醒自己。
梁實秋先生作《雅舍懷舊——憶故知》就很公允。梁實秋是一個名作家，在台灣生活幾十年後又到美國生活。當他寫這本書時已垂垂老矣。如他回憶聞一多，不僅有我們在別的回憶錄中能找到的情節，還有別的文章不收的細節。梁先生這樣回憶：「聞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轟動中外，大抵是平靜安定的，他過的是詩人與學者的生活，但是對日抗戰的爆發對於他是一個轉捩點，他到了昆明之後似乎是變了一個人，於詩人學者之外又成了一位『鬥士』。」「五四運動之際，清華的學生領袖最初是陳長桐，他有清楚的頭腦和天然的領袖的魅力，繼起的是和聞一多同班的羅隆基，他思想敏捷，辯才無礙，而且善於縱橫捭闔。聞一多則埋頭苦幹，撰通電、寫宣言、制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他不善演說，因為他易於激動，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滿臉漲得通紅，反倒說不出話。」
這些語句，看似平淡，其實很公允，也很深刻，把聞一多先生的性格道盡矣。聞一多先生後來的拍案而起，與他以前的性格有著某種聯繫。他的勤奮，他的實幹和不善言辭，是他性格後來發展的一個基礎。深刻首先來自於真實，真實又與公允有關。沒有真實，為深刻而編造事實，就缺乏與讀者的親和力，為了真實和深刻，作回憶錄的人，與被傳者的關係最好緊密，或者搜集的材料盡量全面。只憑萍水相逢的一面就寫一大冊回憶錄，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缺乏了解難免以偏概全，為深刻故意拔高誇大，為公允人為列出不足與長處，就像古小說寫皇帝出生，總是異兆萬端，非神即怪，便不復為人了。
國人作文，不僅善為尊者諱，為賢者諱，還善為名者諱，為死者諱。─個人的優點和缺點是緊密相連的，諱掉缺點，看似剩了優點，其實把人寫成了呆板無血肉的人物。這就如文章的摘抄，本來是一篇整體的文章，一分為二或一分為四，只取─點不計其餘，結果便令人哭笑不得，使人不知所云。文革時期，一些人常玩這套把戲，把那些對他們有利的文章乃至語句集在一處，然後加以宣揚。我藏有一本1974年出版的《魯迅批孔作品選讀》。書的前言說，「這些作品，對我們今天深入批林批孔，進行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單憑此話，很難找出毛病，不過聯繫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命運，這些話不過空添了歷史笑柄。
回憶錄的真實和公允，也不在於宣傳主人公的弱點。近年出現的一些回憶錄，以揭發主人公的隱私為樂事。其實無論拔高還是窺視隱私，均是作者缺乏深刻性、沒有成熟的一個標誌。寫回憶文章萬不能懷了投機心理，拿死去的人做敲門磚，而應平實無華。時下一些回憶錄不能打動讀者或讓讀者投去鄙夷一瞥的原因就是編造成分太大，往往是拿著放大鏡描述主人公的事蹟，也就是把局部擴大為整體，總之主人公不是聖人，就是無賴。要寫真實、深刻的文章，少做作、勿賣弄是一個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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