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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耀
美國政府出手拯救AIG結果為自己放了個政治炸彈。如果說一眾高層及重要員工亂發花紅，倒不如說政府注資拯救AIG前並沒有詳細作盡職調查。簡單如入股任何一家企業，投資者都會作出盡職調查，起碼會先弄清楚資金是用來還債、投資於未來發展又或者是純粹提供流動資金等項目。
或許AIG當時的財務狀況實在危急，但令人不解的是，縱然要在極短的時間內要作出決定，上述的考量實際是最基本的動作，絕不可能疏忽至此。何況動用的資金不在少數，同時也是公帑，在眾人都知要付鈔填氹的情況之下，要了解那個氹有多大也是個基本常識及需要吧？
到如今出事了，收受大額花紅的AIG高層成了眾矢之的，難道決定拯救的人就完全沒有責任？事後為了補救，華府的說法是要想盡一切可行辦法來把款項追討回來。這裡面又有一個要留意的地方：縱使AIG高層於道德層面如何有虧，畢竟美國向來強調法治人權，一切都該遵循法律容許的途徑而行，而非任何人一時間說了就算。如果在合約上清楚訂明僱員享有領受花紅的權益，政府必須尊重。
如何千方百計強加的任何法律行為，諸如針對領受花紅的人設立徵收特別稅項的建議，即使不具追溯力，因為零九如何派花紅已曝光，針對性徵稅雖然合法，卻是政府權力過分膨脹的表現。成功追回部分款項，少不免要賠上法律不公義的名聲，於奧巴馬政府是輸疏忽監察在前，再輸漠視法律公義在後，屬於輸打贏要的行為。令人治凌駕法治。當然誰人需要為未作盡職調查負上最終責任亦至為重要，視線不容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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