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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年
宋代銅鏡藝術是一曲晚唱，湖州銅鏡更是其佼佼者。湖州鏡，其地位不言而喻。有一枚「湖州添差監押」的銘文鏡，從製作工藝看，不過是一面普通的六葵形的寬緣素面鏡，但鏡面的銘文卻透露出有關湖州鑄鑒局的珍貴信息。
這枚銅鏡的銘文由四部分組成，分別位於鏡背面的上下左右。右側的兩行豎式銘文是「湖州添差監押趙，忠翊廳監鑄銅鑒」，銘文下方為一「官」字和押花「制」字，其他銘文係鑄造工匠的落款，分別是鏡鈕上方的「人匠王七」、鈕下的「人匠石十八」和鏡左側的「爐頭許三」。這些簡短銘文，揭示了鑄鑒局主人的身份，製鏡工匠的姓名。
「湖州添差監押趙，忠翊廳監鑄銅鑒」，佔據了銅鏡大部分鏡面，是銘文的主體部分。其中「添差」為宋代宗室特有之官銜，「監押」為官職，「忠翊廳」為此職官之衙門官邸。上述兩行銘文的字面意思是：「湖州添差監押（官職）趙（官員之姓）主持，忠翊廳監督製作之銅鏡」。此銘文刻於鏡上，表示此鏡有別於他鏡，是一種權威的象徵。湖州鑄鑒局的主人是大宋的宗室後裔。
「添差」是兩宋時期獨有的一種職官制度，它與科舉入仕不同，是宋朝皇帝恩蔭其宗室子弟的官制。早先立此規矩是為了安撫河北趙氏故里族人群體，他們大多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無法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故朝廷給予「添差」，以後歷代沿襲，成為宋朝定制。添差官多不擔任重要實職，通常給予地方「糧草監」、「鹽稅監」之類的閒職，以免與科舉出身的士大夫擠爭仕途。當然，添差亦非隨意賞賜，必須遵從祖宗所立的規矩。《續資治通鑒》記載：「帝以張默為秀王之親欲與一添差監當，龔茂良言：『近制，惟宗室戚裡及歸正之人方得添差』帝曰：『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勿行』」。按照宋代添差制度的規定，這枚官鏡上的趙姓「添差」官員，應係宗室子弟。
以宋代職官制度看，「監押」即「都監」，是執掌州縣屯軍、治安的兵馬監押，事權差別較大，有實權者還司地方州縣通判職，而「添差監押」這個合成詞表示，當時湖州兵馬監押一職是由具有添差身份的宗室成員擔任的，寓意不同一般。
宋朝廷在眷顧趙氏家族的同時，還規定凡宗室子弟經科考獲進士出身者，可以補授文職官，擔任州縣官員；而未獲進士出身者一般只補武階官，出任州縣的都監、監押等武職，常司通判職。宋代的通判制度頗為特殊：名為佐官，實際上通判與知州、縣令共同負責州縣事務，他們與州縣長官並不合署辦公，只是會簽一些必要的文件和處理通判自身事務，還時常替朝廷監督地方官員的行動，所以通判廳與地方州縣衙門是各立門戶，尤其到了南宋，添差官員成氾濫之勢，幾乎各州縣都設添差通判廳，鏡銘「忠翊廳」當為湖州通判議事辦公場所。據此可以認為，湖州鑄鑒局負責官員，是由湖州的兵馬監押擔任的，他具有宋宗室後裔的身份，可能還擔任著湖州通判的職務。由此看來，宋代湖州鑄鑒局官員身份不低。
銘文中的「人匠王七」、鏡鈕下的「人匠石十八」和鏡左側的「爐頭許三」，佔據鏡面的三分之一篇幅，處於官府銘文的從屬地位，標明鑄造此鏡的工匠姓名，揭示了他們與鑄鑒局之間是一種主從關係或僱傭關係。在湖州民間作坊生產的銅鏡中，工匠的名字通常鐫刻為「石廿二叔」、「石八乙」、「李五郎」等，這些工匠有可能本人就是作坊的主人，也可能是受僱傭者。無論是主人抑或受僱，銅鏡銘文對他們的稱謂，都用的是顯示獨立人格的詞彙；而在鑄鑒局銅鏡的銘文中，他們屬於「人匠」，處於被役使的卑賤地位。就此三人關係而言，王七、石十八是工匠，負責鑄鏡加工，許三是工頭，並負責司爐煉銅。一枚銅鏡，顯示了工匠之間分工明確、各司其責的情況，而將其姓名鑄於鏡上，是借重這些匠人之名氣，昭示他們鑄鏡的質量和工藝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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