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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李卓賢、尉瑋 文、圖：李卓賢
2005年記者還在唸大學，暑假無所事事，好心的老師介紹我到文學雜誌為主編做些小任務。有回編輯老師發給我三十多篇小說，名義上為小說專輯排次序，實際上是讓我學習如何配搭稿件。我傻呼呼還以為「機會來了」大膽地排座次寫感想，過程中我第一次接觸葛亮的作品：《琴瑟》講一對知識分子夫妻經歷大時代患難，最後走到金婚階段，今日病痛纏身兒女滿堂，但回首過去熱淚盈眶。善忘的我後來忘了小說的細節，可是葛亮那溫厚妥貼的文字與小說中濃厚的家族特色，隨著他的名字一併留在我的記憶裡，並沒有隨著文學雜誌停刊而被帶走。
回憶小事，因為我當時犯上兩個有趣的錯誤：其一，誤認他是女作家；二，他寫的原來是南京，而非北京。
最近葛亮得到「2008香港藝術發展獎」的「藝術新秀獎」，使我有一個重新閱讀他的作品的機會。2005年他憑短篇小說《謎鴉》得到了聯合文學新人獎，故事以Alfred Hitchcock電影《The Bird》作開首，講毛果與懷孕的妻子簡簡在市場誤買一隻烏鴉，卻是愛情破碎宿命的開端。葛亮在這篇小說得獎感言裡指，這是一個宿命的故事，雖然有一層喜劇的薄膜，內裡卻是生活脆弱的本質，這也正是「謎底」的所在，然而他的任務只是紀錄謎面，卻不會去解謎。
家族風流為創作材料
葛亮這種力求自然而非干預的戲劇感並非偶然，往往能體現於他另一部小說集《七聲》之中。〈洪才〉講一位與主人公家庭背景不一樣、來自外省的童年玩伴；〈阿霞〉就是講智障姑娘阿霞與生活角力的故事；〈於叔叔傳〉旁觀家庭朋友木工於叔叔生活的掙扎。《七聲》有一種民間的眾聲喧嘩眾生相，偏向民間人性的調子。
在咖啡館裡，剛剛從浸會大學下班的葛亮就談到自己的寫作傾向：「他（毛果，也是葛亮小說裡常見的敘事者）是個在故事裡而不介入故事的人，我覺得這樣可以給故事更大的自由度，就他不去進入到故事的發展，與人物塑造的邏輯念頭去，這是比較好的視角。」
《七聲》比《謎鴉》更鮮明的，還有那種書寫家族的意慾，也許家族的重要程度，教葛亮不得不去書寫。葛亮太舅公是陳獨秀，祖父葛康俞為前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叔公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鄧稼先。
有趣的是就算如此書香世代，葛亮到大學時代才認定自己的文學之路，事緣文化人在新中國建立後遭遇到種種艱難，叔父輩整整一代為求安定，均學理科出身；在葛亮成長的八十年代，正好是學理工科最熱的時候，他母親原也屬意兒子唸法律，然而葛亮喜歡中文，事實上這又是家庭的願望，於是對孩子的選擇很表示支持。
家人當中，居於香港的姑祖母，經常為葛亮提供大量的「寫作材料」，葛亮甚至有一個寫作計劃是關於這位老人家的浪漫故事。
「從大的層面來說，姑祖父是建國以後第一批回到中國的音樂家，從小的層面，他是一位愛情追求者。」葛亮說，在香港出生的姑祖父為了和姑祖母結合，就留在北京。可是好景不常，1957年反右運動被打成右派，夫婦一同被發配東北。兩口子雖然過得苦，但仍很樂觀，甚至與當地的貧下中農打成一片。
「後來有一個場景，我覺得很感動，另一方面又很感慨。後來我姑祖父回來香港，站在羅湖橋上，看看這邊的五星紅旗，又看看香港那邊，然後淚眼婆娑……你就覺得他這種感觸是一代人的。我們家族就有太多這樣的長輩。」
年齡界線反成桎梏
這位近年來活躍於兩岸三地的年輕作家，從文也遲，動筆也遲，在香港大學唸書時才開始發表。葛亮笑言，最初是為了更易切入研究對象才發表，那就有更容易把握的研究平台。
「最初只是很純粹的想法，寫出來的東西就去投稿，內地的《收穫》雜誌居然採用了，對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勵。可是真正能夠延續寫作的原因，是在香港，反而增加了我寫家鄉南京的慾望。」在葛亮眼中，南京是一個氣息既古典卻又很現代的城市，但在身在此山中的心態下，以前反而不會想到要把它表現出來：「在香港有著不一樣的生活節奏，心裡面有種很明顯的雙層次感覺，從一個城市看另一個城市，那種感覺就不一樣。」
因此寫南京，葛亮最初都是從記憶入手，例如〈洪才〉，就是葛亮一位小學同學的寫照。作為獨生子女的頭一代，同代人都在一個呵護備至的環境下城長，葛亮形容這些人「要麼比較消沉，要麼是超級健康」，他一家雖然住在研究大院裡，父母雖然有一定家庭教育，但不算那麼嚴格，也重視孩子的獨立成長，可是他的小學同學卻是由鄉下落戶到城市，家裡有很多兄弟姊妹，家裡養鵝來看家，甚至在院落裡開一塊田。這種格局下，葛亮既有著知識分子家庭與六朝古都的文雅氣息，卻又有著爬樹體驗的有趣的鄉野式經歷。
正因為這種獨特而交錯的成長經驗，雖然是生於1978年，卻很難認同八零後這種作家劃分概念。「事實上把這一代人都限制住了。你看八零後都快要三十歲了，但還是限制在一個青春寫作的階段。實際上你看我們的父輩在同樣的年齡，早已寫出他們文學經驗中的重要作品，我覺得年齡的界線反而做成桎梏，因此我不會覺得某個年齡會（限定）寫某種東西。」
雙重弱勢下書寫金陵
「我覺得這個年紀的人太缺乏掌故感了，但我偏偏很喜歡這東西。」如果順著次序去看，我們會發現葛亮的書寫愈發重視書寫南京，這更體現於他剛完成的一篇長篇小說之中。「在寫這個長篇的時候，我重新捕捉到南京的很多的掌故，以及對這個城市的感覺。」
新小說的時間維度頗長，由民國到千禧，令人想起王安憶的《長恨歌》，主角是不純粹的中國人，是一位來自蘇格蘭的華裔青年，葛亮感到，這種視角是以外人的身份，站在南京古城中間，對當地人加以觀察與體會。
「我希望看到一種時代記憶的南京，當下的南京，可是我是生活在當下的人，感覺真的蠻矛盾。有時候跳到另一種狀態去，寫作過程就會被剪斷，到重新去寫的時候，就需要花蠻長時間重新介入到那種狀態去。」
葛亮相信，一個有歷史感的城市的掌故，是一個城市的根基。在香港，歷史問題經常被政治化，不時成為街頭抗爭，但南京因為歷史足跡太多，已經成為生活日常。比方說古城牆需要修復，政府竟然可以從民房裡購回南北朝或明朝時代的城磚。
「你去寫南京，要寫歷史，刻意跳過它是不可能的。」和資深作家交流的時候，葛亮感到最大的弱勢是，自己並非歷史的現場者，只能以想像書寫，還要經過在場者重述／再檢驗，那更是「雙重弱勢」，因此書寫五年的時間裡，大部分都是花在資料搜集。「我對南京的感情太重，沉重本身使我沒法寫，可是我一旦去寫它，卻不寫歷史，我會覺得對不起這個城市，對不起在南京成長的二十年。」
「如果我再寫一個相關於歷史、相關於時代背景的作品，我會覺得有些猶豫，那是不安，或者說是不自信。可我有信心會把握它，我想年輕人也有把握歷史的方式，真的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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