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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澤銘
本港首季的GDP錄得7.8%的驚人跌幅，嚴重程度只僅次於沙士。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隨即宣佈為救市措施加碼一百億，但換來的是基層上街示威，指紓困力度不足。自財政預算案於二月公布至今，有關「派糖」的爭論已經不絕於耳，幾經艱辛得立法會通過後，現時干戈又起。
說實話，派糖與否，派一百億，還是泛民要求的三百億，對於一個坐擁過萬億財政儲備的政府而言，只屬九牛一毛。另一方面，若以消費卷或現金的方式讓全港市民瓜分，每人所獲的數千元也未見能實際改善生活。禮物忽然從天而降，的確可讓受海嘯衝擊而終日愁眉不展的市民得到短暫的舒懷，但經濟如果未能迅速走出谷底，派來的錢花光後，一切還是會打回原狀。所以，派與不派，對應付這個百年一遇的危機，可謂無關要旨。
在海嘯的沖襲下，政府除了到處救火，還應藉此機會重新規劃將來。然而，現時對財政預算的辯論往往只局限於短期，效果有限的細節。關於政府如何為香港長遠發展定位，以及有何措施配合，大家的關注似有不足。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的兩本近作，《減稅圖利了誰》（Fuzzy Math）和《下一個榮景》（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或許能為這個討論提供一些參考資料。《下一個榮景》描述美國的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帶領美國走出大蕭條的過程。《減稅圖利了誰》則抨擊前任美國總統小布什的減稅措施，非但沒有獲得預期中的經濟增長，更加深政府的財赤。
上世紀三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大蕭條，曾被馬克思主義者譽為象徵資本主義末日的天火。受衰退的陰霾籠罩，無論物價降至多麼便宜，市民和商家都紛紛緊縮開支，死抱着現金不放，導致商品滯銷，工廠缺乏訂單，公司裁員和倒閉潮相繼而起。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Keynes）認為衰退是貨幣流通量不足，使產能無法被充分使用。只要反其道而行，由政府主動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主動「使錢」，最好能製造少許通脹，迫使人民把資金投放入市場。
凱因斯的主張在大西洋的對岸找到了知音，羅斯福透過一項美國史上最大的公共開支（稱為二次大戰）把錢注入民間，讓經濟恢復活力。至於錢從哪裡來，羅斯福政府以發國債和大幅加稅獲得所需的資金。當時的企業利得稅曾一度高逾90%，但在一片愛國的氣氛下，政策並未受到太大阻撓。羅斯福的大政府和高稅率把美國經濟，以至整個資本主義從蕭條的深淵拯救出來，國內的貧富差距也大為收窄，浴火重生後的繁榮更延續了近三十年。
布什的經濟與政治信仰跟羅斯福正好相反，其上任後隨即大削企業的利得稅，緊縮政府開支。布什深受以費利民（Milton Friedman）為首的芝加哥學派所影響，認為政府的規模愈小愈好，市場愈自由，各個經濟部位能發揮的效能愈大。減稅使企業的投資更進取，勞工更賣力工作，刺激生產，政府的稅收反而因減得加。然而，布什政府的減稅效果卻和預期落差甚大，未見其利，先現其弊，稅收銳減令財赤擴大，削減公共開支令國內的貧富懸殊深化，整體經濟更在其任內由盛轉衰。布什有鑒於其父「衰收尾」的下場，在08年初推行大手退稅，使國內經濟在倒退兩季後出現反彈，避免出現財務學上定義的衰退。但次按問題惡化，海嘯又忽然來襲，美國始終難逃衰退的命運。布什父子任內因戰爭讓民望攀上高峰，卸任前同被經濟問題弄至焦頭爛額，黯然謝幕，間接令共和黨丟失政權，兩者命途的相似度可說是一時佳話。
近年香港的財經政策似乎迷失在凱因斯與費利民之間，欲大刀闊斧振興經濟，又受到「積極不干預」這條遠古魔咒所規限。時移世易，已沒有國家願意放任市場自由發展，各國政府積極干預，主動入市，甚至托市也不會再招來閒言。國務院已着手把上海建設成國際金融中心，更指令周邊城市配合上海的發展。面對上海的步步進迫，財經事務局局長陳家強終於開口強調香港為中國的倫敦，地位難以被上海取代，但市民更希望政府能解釋有何計劃，力保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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