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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陳丕顯(左三)與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曹荻秋(左一)被批鬥。資料照片
——摘自陳小津《我的「文革」歲月》
1968年春天，又一波風暴起來了。當時，上海市革委會整理了一份有關上海市「走資派」子女動態的密函，認為「態度最壞的是陳小津」，「要把他們關起來」。張春橋馬上授意上海交大造反派借「清理階級隊伍」，剝奪了我的人身自由，關進交大「牛棚」。
態度最壞 關進「牛棚」
「牛棚」裡我每天主要幹三件事：一是修游泳池；二是每次打上四大桶熱水，用平板車拉着，灌滿學生宿舍各個樓層的保溫水桶；三是打掃學校的男女廁所。我們這支勞改隊伍中，大部分是「交大」的校領導和「反動」學術權威，像我這樣是學生身份的很少。我被「專政」了，他們還不放過那些比我小許多，正在上中學的小阿弟、小阿妹們。1968年5月，由「徐匯區紅衛兵軍區」主辦的兩期「叛徒、特務、走資派子女學習班」在上海縣北橋公社開班。
時任徐匯區「革委會」主任的黃克等人對這些青少年學生用盡了威脅、恐嚇、欺騙等手段。在兩期「學習班」中，他們先後11次組織「學員」們參加對他們父母的批鬥大會，逼迫42名「學員」當面揭發父母的所謂罪行。這些「學員」中，先後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殺身亡，1人離家出走後下落不明。
我本該1968年畢業，但因所謂政治問題審查沒有結束，一直沒有分配工作，到了1970年初，全國又掀起了一場聲勢更加浩大的打擊現行反革命，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運動，我又成了他們重點整治的對象。這次，他們乾脆把我投進了監獄。1970年夏天，「一打三反」的風頭過去了，按中央指示，全國應屆大學畢業生都要分配，他們就把我給放了。我剛從看守所回到家還不到48小時，就被校工宣隊、軍宣隊派來的兩個人押送着，上了開往湖南的火車，流放到湖南常德地區漢壽縣一家軍墾農場。
甫出監獄 又進農場
這家農場對外也稱0646部隊，下放在這裡的人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像我這樣有着牢獄經歷的特殊學生；二是昆明軍區被打倒的將領，如秦基偉、李成芳等；三是第二軍醫大學的一部分人；四是第七機械工業部的一部分人，如曾山的兒子曾慶紅、葉挺的兒子葉正光、周揚的女兒周密、葉帥的養女傅凝等。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我心裡犯了嘀咕。因為我知道湖南省屬廣州軍區防區，而廣州軍區主要是林彪的四野部隊，萬一林彪的餘黨垂死掙扎，興兵作亂，造成南北割據的局面，我不是從狼窩又掉到虎穴裡了嗎？於是我借口牙痛、軍墾農場衛生院治不了，請假到長沙治病。等到局勢平靜了，我才回到軍墾農場。
回來後，聽說葉帥的養女傅凝比我更果斷，當時也離開了軍墾農場，而且還是不辭而別，鬧得整個長沙地區都在抓她，廣州軍區還派人到北京找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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