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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蕪
馮 磊
作家舒蕪先生去世了。媒體報道稱，他走得很平靜，沒有什麼遺言。
但是，文化界卻並非非常平靜。媒體對舒蕪老人的報道，多數側重在他與「胡風案」的糾葛上。為了尋找往年的線索，大家紛紛把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那件事端出來進行討論。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如果不是着眼於個人品格與命運的詮釋上來理解，而是站在更為廣闊一點的視野中來看，舒蕪的辭世，則至少發出了以下兩個信號：
其一，老一代的知識分子紛紛辭世，意味着作為我們民族的一種文化資產和崢嶸歲月的見證人，他們中的倖存者是越來越少了。
其二，作為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舒蕪的離世，意味着「胡風案」的爭論可能會劃上句號。
其三，今後，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進行探討和研究，「存活的標本」將越來越少，能夠得到的口述資料也會越來越少。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發了署名為「舒蕪」的文章，題為《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在這份《材料》中，舒蕪把當年胡風給他的信件公佈於眾，為後來子虛烏有的「胡風案」提供了突破口。同時，舒蕪也因為與「胡風集團」劃清了界限，而曾經風光一時。這些，都是不能迴避也是迴避不了的事實。
今人對於舒蕪的批評，都離不開這個《材料》。主要原因在於，「胡風案」的影響太大了，所波及到的人物太多了。有些人，本身並不認識舒蕪，甚至與胡風交往也未必多深，卻都身陷其中。遭遇了巨大的打擊和災難。基於這個原因，當年舒蕪戴上了「猶大」這頂帽子，不能說太冤。
但是，眾所周知，在狂熱而扭曲的時代面前，個人的想法和價值往往是不值一提的。時代扭曲在前，個人的人格與人生軌跡扭曲在後，個人與時代的雙雙扭曲，才造就了無數的社會災難與個人災難。客觀地講，作為一個小人物、一個知識分子，舒蕪是無力的，他的被利用才是問題的根本。他的「劃清界限」或者「積極進步」，既有個人的軟弱問題，恐怕也與別人的威逼利誘不無關係。既然我們的社會本身對當年父子之間、夫妻之間的反目都不感到意外，朋友之間的出賣似乎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只不過，以舒蕪為由頭的這把火燒得太大了，燒到了他自己都瞠目結舌的地步。作為一個文人，他絕對不會相信就那麼一篇文字會牽涉到成千上萬個個人與家庭的命運。—他自己，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舒蕪的晚年，是有一些反思的。儘管有人對此表示反對，認為他的反思不夠。但是，對於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來講，有這樣的經歷就已經是巨大的羞辱了。他不可能像「文革」時期那樣脖子上掛着大牌子進行遊街示眾，我們的時代也不允許。
何況，很多時候，允許一個人默默地懺悔，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吧。且不論，心靈上的懲罰是否比肉體上的侮辱更加難以忍受。
舒蕪老人的一生，將來會有很多人進行評判。是是非非，都得任人評說。不過，就文化研究本身而言，單獨地研究舒蕪並沒有多大的意義。舒蕪的標本價值，只有放在當代中國文化的歷史中來看，只有放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坐標系中來進行對比研究才有意義。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弱點和優點，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的對接問題，這些，都需要一步步走來才可以看得清楚。
文人的幸與不幸，尤其是中國文人的幸與不幸，往往都要和時代結合在一起。儘管文化本身在社會變革中所起的作用並非是決定性的，甚至是有限的。但是，天真的中國文人總是相信「匹夫有責」。基於這個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天生就具有一種悲劇色彩。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認為「文章千古事」。他們還都認為，「鞠躬盡瘁」才算盡到了一個文人的本分。但是，最後迎接他們的往往是悲劇。
舒蕪的悲劇，在於自覺不自覺地捲入了政治的紛爭，在於成了政治家的工具。我倒想，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在學術上，舒蕪或許會有更大的收穫。但是，這一切，都來不得假設。中國的文人，因為傳統文化的教唆，有幾個人最終迴避了政治的牽扯?!
在舒蕪老人辭世之際，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最後一部著作。這本書的名字叫做《犧牲的享與供》。該書回憶悼念了聶紺弩、李慎之、陳邇冬、王瑤等諸多前輩師友。在這本書中，舒蕪寫道：「我入世早，多與老兄長老前輩交遊。他們對我降格相待，我從他們轉益多師。他們的學問文章，我學得很少，私心願學的，是他們平等待人的精神。把人當人，把女人當人，尊重人權，尊重女權，是平等精神的要義。將他們這種精神多少傳諸後世，我作為後死者有這個責任。」—在這裡，我們看到，舒蕪先生回到了五四的傳統上來。他的「把人當人，把女人當人，尊重人權，尊重女權」，在今天當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
但是，對於這本書，我最感到意外的還是它的名字。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裡，究竟誰才是所謂犧牲者？是舒蕪，還是胡風？是知識分子群體，是全體國民，還是我們民族的命運與前途？無疑，享和供都是同一種東西。誰又被作為享和供獻了出去？獻給了誰？
想到此處，不僅感慨萬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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