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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應用了百多年，仍一步一步改善了人的生活。（資料圖片）
湯禮春
電對於我來說，可以稱得上是改變了我的命運。
1953年的春天，母親抱着幾個月大的我，從鄉村來到城市看望我的父親，我的父親當時在這座城市當工人，當我的母親第一次踏上城市，看到街上閃耀着燈火的時候，驚奇得張大了嘴巴。她對我父親說：「城市太好了！有不用油的燈，我不想回鄉裡了，就在這裡和你生活，晚上我就可以在燈下照樣做針線活了。」
父親過去曾動員過母親到城市來，可母親總是故土難離，想不到城市的燈一下就迷住了她的心。我因此成了城市人。想想看，若母親再晚兩年看到燈，想到城市來就不大可能了，因為城市的戶口已很難上。我由此和老家鄉裡的孩子有了不同的命運，後來據我母親說，三年大災害時，老家村裡和我同齡的孩子餓死了好幾個。而我們在城裡則享受到國家保障供應的一天九襾糧食。儘管大多數是苞谷粉、高粱麵，但比起農村人餓得吃樹皮、觀音土，那就猶如上了天堂。
我們雖然生活在大城市，可母親在家裡只裝了一盞25瓦的燈。因為在我之後又添了幾個弟妹，而父母都只是普通的工人，他們的收入僅夠維持我們最基本的生活。
我上小學五年級時，開始喜愛閱讀課外書籍。我想利用晚上的時間看書，便向父母建議，在我和弟弟住的閣樓上安一盞燈，我不敢說是為了看閒書，而是以學習任務重，晚上要複習為由。在我反覆的纏磨下，父母終於為我們裝了一盞15瓦的燈。當在小閣樓第一次拉亮燈的時候，我興奮的心情不亞於後來第一次坐飛機。可興奮了沒幾天，父母又給我潑了一盆涼水。有一天晚上，我在閣樓上看書看迷了，父親爬上來了我都不知道，父親發現我看閒書，訓責了一頓不說，還勒命我立即關燈睡覺。
從14歲開始，因為文革，我也就沒學上了。所以，每到晚上九點，父母就要在樓下催我關燈睡覺。我知道他們不是為了要我早點休息，而是心疼電錢。可我偏偏這個時候十分癡迷地看文學書籍。有一次，我遵照父母之命關了燈，可心裡還想看書，便俏俏爬起來，用一件衣裳將燈圍住，盡量不讓光射出來，然後我把脖子伸進去看書。這種方法還沒使用幾天，就被父親發現了，我還因此挨了一頓打。我只好把閣樓上的板皮牆偷偷撕大逢隙，借用外面的一盞路燈看書。
六零年代末，我已經16、17歲了，不得不當了知青下了農村；重新來到沒有電的鄉村。為了能重新得到有電的生活，在知青的首輪招工中，我也不管招工的單位如何，就積極報了名。結果，1970年我被招到位於鄂西北的一家新建中的水泥廠，而且還被分到了遠離廠區五十餘里的礦山。礦山當時還沒有通電，晚上我們就在兩面透風的蘆蓆棚裡摸黑睡覺。這種條件比我們在農村時還艱苦，那裡起碼還有一盞煤油燈。我們這群剛招工上來的知識青年強烈不滿現狀，集體步行下山，到廠區請願，要求給我們起碼的生活條件。可當時廠裡的最高領導是一個副軍長兼掌（各車間也都叫連，連指導員都由軍代表兼）。他有着軍人的強硬作風，他對我們提出的要求一概置之不理，反而狠狠批判我們有資產階級的享樂思想。最後，他還發出話道：戶口在我們手上，你們誰也別想走！
當時的戶口就是生命，戶口捏在人家手裡，我們只能低頭，忍受沒有床沒有電的日子。為了消磨晚上那沒有燈光的時光，我只好躺在鋪在地上的涼蓆上默默地背誦着唐詩宋詞。
當時由於我的年齡只有17歲，又愛看書，引起了一個省總工會下放來的幹部的注意和同情，他推薦我給那位副軍長當勤務員，可惜我當時太幼稚了，自願放棄了這「大有光明」的機會，只要求到廠區當一名普通工人。就這樣，我幸運地來到廠區，當上了一名電焊工人。雖然我白天享受的電火太強烈而又刺激，可晚上卻只能和上百個同伴共同享用幾盞昏暗的燈光。我們同住在一間當地的棉花倉庫裡，我渴望有電看書學習的希望還是沒能實現。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兩年後，廠裡終於建起了一幢單身樓，讓我們全部搬了進去，但一間十幾平米的房要住五個單身職工，這樣的條件雖然能勉強看書，卻寫不成字，因為除了床，一張桌子都擺不下。而我此時除了渴望有電，還需要桌子，因為我在讀文學書籍中又產生了創作的慾望。好在單身宿舍就建在廠區，我就和車間辦公室的一位同事搞好關係，找他要了一把辦公室的鑰匙，每天晚上就獨自一人到辦公室去讀書和創作。就因為爭取到了這樣的條件，1976年，文化荒漠時代一結束，我創作的詩文就開始見之於報刊了。
1985年，因在創作上的小成績，我調到了小城文化館。我原以為調到文化部門，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創作上。誰知電反過來開始拖我的後腿。白天，我要輔導和組織業餘作者的創作活動；晚上，文化館開始利用充足起來的電能辦舞會放錄像，我們這些文化幹部都被抽去守大門。看着那五顏六色旋轉的燈光，我這個喜愛讀書和創作的傢伙只能啼笑皆非而已。
進入九十年代，隨着改革開放的腳步愈來愈大，電的缺口也愈大，我所生活的小城雖然緊靠着丹江水電站，卻幾乎天天停電，文化館的舞會錄像廳自然也辦不下去了，把晚上的時間交還給了我們。我只有又回到了靠點蠟燭和煤油燈來看書寫作的日子。由於對電太渴望了，就有人向我推薦一種小型電頻器，就是來了電後自動接上充電，停電後能管幾個小時的照明。雖然當時一個電頻器的價格得需我二個月的薪水，但我還是毫不猶豫地買了一個。就是靠這個電頻器，我寫下了幾十萬字的文藝作品。
九十年代中期，我原來所住的陰冷潮濕的小屋成了危房，文化館只有把辦公樓頂樓的一間雜屋騰出來供我居住。到了夏天，陽光直射樓面，烤得我們全家整日像在蒸籠裡面。好在這個時候，電力基本供應得到了保障，我們用兩台電扇日夜不停地吹，仍舊熱汗淋淋；我們只能睡在地上，從冰箱裡把冰拿出來，裝在盆子裡緊挨着我們，好吸收點涼氣。這種天氣，就是一大早，我都提不起筆，因為剛鋪紙寫下一行字，汗水就把稿紙打濕了。當時，我們已經知道空調的存在，卻裝不起空調。因為我們夫妻倆的工資加起來還不到五百元。
到了九十年代後期，由於電力愈來愈充足，社會生活的普遍提高，很多家庭都開始裝空調了，但我們這個小家依舊裝不起空調。我老婆所在的工廠不聲不響地倒閉，連一分錢的生活費都發不出來；而我所在的文化單位也是清貧困窘，我每個月僅有三百餘的生活費。但我此時開始有了一個夢想，那就是要有一間裝空調的書房，有一台電腦，不論春夏秋冬，我都能看書寫作投稿。
為了實現這個夢想，1999年，已經46歲的我毅然在單位辦了留職停薪，帶着全家人遠赴廣州打工。在廣州打工的日子，我們就在一個花園小區租下了帶有空調衛生間的兩房一廳居住。這是我們全家第一次享受空調和衛生間。一想到這樣的生活居然是在打工的日子才能享受到，我就感慨多多。
在廣州打工五年後，我們回到了老家武漢，在一個新建的小區花園買了一套四室兩廳兩衛的新房，裝上四台空調，三台電腦，每個房間和客廳都精心裝上了各式吊燈。當我們全家搬進新房第一天的晚上，我特地將所有的燈光全部打開，新家頓時籠罩在一片輝煌璀璨之中。我愜意地走進我的書房，打開空調，在清涼之中打開電腦，我開始寫下這關於電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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