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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表示，與己同代的香港人，都期待國家強大。自己將兒子命名為建宏，就是希望他立志同心建設宏偉的國家。 本報記者潘政祁 攝
本報記者 徐海煒
香港有一群很特別的人，他們與新中國同年誕生，幾乎國家每次的變化，他們都有著血脈的感應，可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與共和國同齡，同樣是1949年出生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坦言，1949年出世的香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特別強，可能是身處大時代的轉變期，當時是抗日戰爭後，又經過一輪動亂，才等來新中國成立。「我們49年出世的人，在一起談起與國家的關係，大家都會不期然地覺得自己對國家的認同比較強。」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香港人對身份問題各有所屬，當時的愛國分子更屬少數，不過仍有相當一部分香港人對當時呈現一片朝氣勃勃、充滿雄心壯志的新中國頗為嚮往。譚Sir說，最大的表現是在購買國貨上，那時許多香港人都會到國貨公司買東西，感覺那裡的東西物美價廉，「我記得，當時豆豉鯪魚好受歡迎，仲有廁紙等日用品。電器當時就比較薄弱，但第一次出春雷牌收音機，我地都係爭住買，仲有海鷗牌手錶口忝！」
幼小承庭訓 嚮往新中國
父親長年行船在外，對國家強大的期盼很深，基層出身的譚Sir自小便受到家人和朋友對新中國的嚮往所感染，父親亦不時帶他去看國產電影。他憶說，當時香港搵食艱難，若要收入好一些，都是行船的，「海員漂洋過海，感受到外國人對自己的不公平遭遇，所以普遍都是愛國的。他們有時會訂閱《人民畫報》，或是看工會通訊，父親都是這樣的人。」
譚Sir續說，真正影響他參與愛國工運的，可能要數到參加工作之後，當時碰巧同事中有不少都是工會會員，亦有部分更是工會的創會者，愛國立場十分鮮明。他笑說：「工會與公司很近，只是隔條馬路便到，所以影響也就比較大。」當時自己十分年輕，便跟著同事一起上工會，參加工會活動，大家關係很融洽，又不時參加工會旅行，其後更開始參與工會的工作。
捨一己私利 全職做工會
「捨小家為大家」，80年代，譚Sir毅然放棄私人機構的職業前景，轉做工聯會全職。他坦承，這個人生的抉擇，很大程度是受到對新中國強大的嚮往所影響，自己也開始變得比較不計較個人的利益，「覺得做工會很有意思，便決定去工聯會做全職，放棄了原有的私人工作前景。」當時工聯會任全職，從未想過今日晉身議會，當日之想，不過是為工人服務，「我當時無計較過做工會是否有前景的問題，有沒有較好的收入，這些都沒有考慮。」
四人幫倒台 反思舊認識
1976年四人幫倒台，不少含冤者紛紛獲得平反，形勢一片向好；不過，對於當時某程度仍被「蒙在鼓裡」的香港愛國人士，這個消息卻是不折不扣的大衝擊，譚Sir形容，那時一夜之間推翻了10多年的美好感受，「以前有許多事情原本是很神聖的，很偉大的，忽然發覺原來在黨中央內部，亦是爭權奪利，思想變得混亂。因為之前的宣傳是很正面的，但後來發覺原來並不是這樣，一夜推翻了。」
他續說，許多東西都變得要重新反思，以前常說要辯證唯物，事物本不應那麼絕對；4人幫倒台，對個人反思有很大幫助，開始正確對待事物，亦從中提升個人認識的水平，是一轉折點。他又半開玩笑地說，文化大革命時，內地的宣傳做得很好，很鼓動人心，對革命嚮往是幾觸動人心，但看到文化大革命，又感覺內地很亂，「又話破，又話立，搞唔清楚」。
盼國家強大 兒子名建宏
文化大革命已過30年，驀然回首，譚Sir總結說：「最怕內地再搞政治運動。」改革開放，大家都很期望國家有發展，「我們這輩人都希望集中精力發展國家，期待國家強大，我把兒子的名字定為建宏，意思正是要建設宏偉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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