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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
賀越明
謝泳先生的新著《靠不住的歷史——雜書過眼錄二集》收入一文，題為《〈宋詩選注序〉修改之謎》，曾刊於2008年7月25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報》。該文議論的錢鍾書先生對《宋詩選注》之《序》的修改問題，據作者說，「連燕堂在《讀〈宋詩選注〉》（《讀書》，1980年8期）一文中曾指出過」，而他在18年後重拾話題，並視之為「謎」而有所解讀。他認為：「錢鍾書在自己的文字中不輕易引時賢的話，這是一個自覺的選擇。」但在這篇《序》中卻引用了毛澤東的話，「第一次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二次就是《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都可以理解成『為引而引』」。而且，第二次引用是在1978年修改時添加的，「這樣就出現了1957年文章中使用了1977年才出現的史料」。他質疑「以錢鍾書的智慧，本不應該出現這樣一個選擇，而當有人指出這種選擇的時間差異後，錢鍾書為何還要堅持到底？」結論是：「更多還是出於自我保護……這個細節恰好說明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理狀態。」於此，「修改之謎」似乎昭然若揭。但細讀深究之下，不難發覺這個「修改之謎」存在與否卻是大可懷疑的。
該文立論的前提，是錢鍾書「不輕易引時賢的話」，但作者又說「他曾對傅璇說過修訂本《談藝錄》『道及時賢，唯此兩處』的話，雖然事實上並不止兩處，但可以判斷錢鍾書對待時賢的態度。」可見，錢鍾書在著述中對「時賢」之言極少引用，卻非絕對不引，這是「小」概率而非「零」概率。時為政黨領袖、國家元首的毛澤東在這位學者看來是否屬於「時賢」已無法判定，但文章沒能舉證其自認不該引用他的話，而引了就必定不是「一個自覺的選擇」。相反，從錢鍾書的引用看，卻很難表明這不是「一個自覺的選擇」。以第一次為例，《序》的第二部分論及宋代詩人的創作風氣時，大段地引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主要闡明人民生活是文藝創作的源泉，過去的文藝作品對於後人不是創作之「源」而是「流」，以及繼承、借鑒和創造彼此不能替代的道理，並據此論述：「宋詩就可以證實這一節所講的顛撲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詩歌創作裡把『流』錯認為『源』的危險。」隨之，又援引六朝鍾嶸、唐代皎然和清代袁枚的類似見解，強調說明「宋詩裡的那種習氣」其來有自而又遺傳後人。不難看出，此處對毛澤東言論的引用渾然化入了對相關論點的闡發，既非生硬的穿靴戴帽，也非故意的「拉大旗作虎皮」，顯然不是那種可有可無的「為引而引」。
那麼，錢鍾書的這種引用是否僅僅「出於自我保護」呢？在 「個人崇拜」開始發酵的那個時代，論著中引用領袖語錄以增加「革命」色彩是一種習慣性做法，也難免有「自我保護」的成分，但被作者稱為「內心清醒」的錢鍾書當不至於天真到以為此舉真能起到保護作用的地步。事實上，《宋詩選注》195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並未因《序》中引證了被奉為文藝工作圭臬的「講話」而免遭批判的命運。黃裳先生讀此書時曾題記：「書初出版，攻之者紛紛而起，皆以為資產階級思想白旗，必欲拔之而後快。」（見《銀魚集海濱消夏記》）這個事實，錢鍾書本人在1988年1月為港版《宋詩選注》所撰《前言》中亦有一語道及。
引起作者解「謎」之念的，是距第一次引用整整20年後，《序》添引了毛澤東《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中的話：「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論述雖然簡短，卻是以詩詞大家的造詣衡量唐宋詩作高下的真知灼見，恰好與錢鍾書這方面的看法不謀而合：「宋詩還有個缺陷，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這種風氣，韓愈、白居易以來的唐詩裡已有，宋代『理學』或『道學』的興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劉塤為曾鞏的詩辯護，曾說：『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興寡，先生之詩亦然。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即無憾矣。』」就此而言，錢鍾書見到毛澤東有關宋詩在形象思維上弱於唐詩的論述與其觀點「暗合」，便恰到好處地引用於自己的文中，實在也順理成章。可是，按作者提出的「自保」說看待此舉，莫非錢鍾書認為只引一次份量還不足以「自我保護」，還要在時隔多年後增引一次才有「自我保護」的功效？若以這種心理揣測他這兩次引用的目的，那不僅僅是低估了這位大學者的智慧，更是有意無意地貶損了他的人格和文品。
早年連燕堂先生表示的擔憂，是「在《重版附記》中作者雖然聲明：『乘這次重印的機會，我作了幾處文字上的小修改，增訂了一些註釋。』但是修改後的《序》引了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該信寫於1965年7月21日，發表於1978年。這種地方在幾十年或幾百年後或許會給粗心的讀者造成錯誤，認為毛主席的信發表在1957年以前。我的意見，應在《序》後另署改寫的日期，或在改寫的段落加上一條註，免得給後人留下考證的麻煩，也免得今人感到彆扭。」這個擔憂似非多餘，並不「粗心」的謝泳因此有了可解之「謎」。據他考證，錢鍾書看到毛澤東給陳毅的信應是1977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報》上首次發表之後，而「《宋詩選注》第一次『重印附記』完成於1978年4月，前後相距約三個月。『真理標準討論』發生於同年5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同年12月召開。也就是說，錢鍾書在《宋詩選注》序中加進毛澤東的話並在引述這段話前加了一段略有稱讚意味的評價(以近代文藝理論的術語)的時候，當時中國還沒有開始思想解放運動，錢鍾書不顧時間差異引用毛澤東的話，更多還是出於自我保護……」用這個時間點來支持「自保」說，不僅荒唐可笑，而且所獲結論適得其反。須知在1978年4月之前，毛澤東逝世，江青等人被捕，鄧小平復出。像錢鍾書這樣的智者，難道會洞察或感受不到多年的文化專制統治正在瓦解麼? 就在1978年9月3日至9月9日，亦即作者所說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當時中國還沒有開始思想解放運動」，錢鍾書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飛赴意大利出席了第二十六屆歐洲漢學會議並發表學術報告，成為其時社會政治變遷的直接受益者之一。試問錢鍾書那一年「內心的恐懼」何在？倘若已故領導人針對某個問題的論述在其眼中不是至理名言，或不是與其所見略同的一家之言，他大可不必為過去被證明、當時更不會起作用的「自我保護」而引用。時移世易，不是真正基於學術的考量，對有關論述「錦上添花」，他何需多此一舉？
至於第二次引用導致的「時間差異」，實際上也不是一個問題，因1978年4月《重版附記》中「幾處文字上的小修改」，已包含有關引用之添加在內，並署有修改後的日期。這是技術層面上的恰當處理，此後每次再版，也均附有說明，當不致引發讀者的誤解。由於錢鍾書無錯可糾，於1985年重審《序》後保留毛澤東的引語不是什麼奇怪之事，作者稱之為「不合常識」、「不合常理」云云，倒是強加於人、不符邏輯的武斷之論。故此，他所謂「這樣就出現了1957年文章中使用了1977年才出現的史料……」的問題並不存在，由此生成的「修改之謎」，不過是某種「泛政治化」誤讀的玄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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