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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北京考場外考生準備入場考筆試。
廖保平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在民國十年「雙十」節，梁啟超在天津有一個講演，講「辛亥革命之意義」。
談到「十年雙十節之樂觀」時，梁任公對未來充滿了樂觀與信心，這是他從中華民國的「黃金十年」，無論在國民經濟，還是組織、經營、技術、教育等等方面都看到了巨大的進步而生出的。
在教育方面，梁任公認為「越發容易看得出來」，他舉例說：「從前小學生逼他上學，好像拉牛上樹，如今卻非到學堂不快活了；大學生十個裡頭，總有六七個曉得自己用功，不必靠父師督責。一上十五六歲，便覺得倚賴家庭是不應該的，時時刻刻計算到自己將來怎樣的自立。從前的普通觀念，是想做官才去讀書，現在的學生，他畢業後怎麼的變遷，雖然說不定，若當他在校期間，說是打算將來拿學問去官場裡混飯吃，我敢保一千人裡頭找不着一個。」
在梁任公看來，以上情形「十年前卻斷斷不會有的」。有趣的是，梁所打包票斷斷不會有的事，經過了近一百年的輪迴，恰恰會有的。事情放在現在，誰也不敢說這話：若當一個大學生在校期間，說是打算將來拿學問去官場裡混飯吃，我敢保一千人裡頭找不着一個。
看看近年愈演愈烈的公務員報考熱吧，十月二十五日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二○一○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網上報名昨天結束，截至二十四日零時，一百三十五萬人通過資格審查，輕鬆突破去年一百零五萬的紀錄，創造了歷史新高，今年的總體競爭也可稱是「空前慘烈」。
二○○八年「國考」報名人數八萬，二○○九年「國考」報名突破百萬，達一百零五萬，今年創造一百三十五萬的歷史新高，僅從三年數據看，報考的人直線上升。
一百三十五萬考生競爭九千二百七十五個崗位，其中僅有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六人將走向公務員崗位，是八十六比一的錄取比例，相對於高考二比一、考研四比一的考錄比，公務員考試成為中國競爭最激烈的考試，被稱為「國字號第一考」。根據權威人士對媒體表示，二○一○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將超過六百三十一萬人，假設一百三十五萬考生中，七成是當年的大學畢業生的話，按比例計算，十個大學生之中，就有一人打算到官場裡混飯吃。
從一千人沒有一個想去官場裡混飯吃，到十個人就有一個人想到官場裡混飯吃，倘若梁任公再世，不知道要作何感想，不知道他還敢不敢打那麼大的包票，也不知道他對於中國還會不會再有那樣的樂觀與信心。就我等難望梁任公項背的人看，也要做搖頭無奈狀，徒歎昔非今比。
梁任公所說的「十年前」是封建皇權專制的時代，是官本位的官僚社會。在那個時代，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培養官僚，讀書人最大的出路、最大的期望、最大的成功、最大的榮耀，就是通過科考，一舉成名天下知，撈個一官半職。讀書是為了做官，想做官就要去讀書，是從前的普通觀念。
現在，這種觀念輪迴而普通了，這是因為，雖然「馬甲」有很多件，比如改革開放時代，比如市場經濟社會，但內核——「官僚社會」，仍然沒有改變。一九四九年，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的結尾預言：新的政權將很難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個母體社會已經延續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傳統。預言不幸應驗，官僚化是驅之不去的鬼魅。
從表面上看，工作體面、收入穩定、福利待遇好是吸引人們去官場混飯吃的主因，但我們有沒有分析過，為什麼公務員體面性、穩定性和保障性要比社會平均水平高？公務員的體面性源於一貫的社會評價——陞官發財、光宗耀祖，和傳統的文化精英心理——治國平天下。公務員的穩定性和保障性除了財政的持續增長，可以「水漲船高」外，轉型社會人人自危和市場經濟變化莫測，讓人承受心靈的恐慌與撕裂，穩定成為一種價值追求，公務員符合這一追求。至為關鍵的是，政府的執法權幾乎不受立法權和司法權的制約，一個掌控着公共資源和話語權的「人」，又受有力的約束，在利益分配上「偏心」地為自己謀點好處不是很容易的麼？何況就業如此困難，更多的人想去官場混飯吃，理所當然。
當受過系統知識訓練的精英不是進入市場去創造財富，而是爭相湧向分配財富的官場，肯定無助於一個社會總體財富的創造與積累。而且，有多少稜角分明、才華獨具的人在官僚體系裡被磨得圓滑不堪、庸碌過日，在溫水中被抹殺？沒有人統計，這是人才的雙重損失。
母體社會的傳統有些就像疾病的後遺症，如若在社會制度上沒有做大的「手術切除」，而且還要變相地走老路、搞遺傳，是斷然不會有大改觀的。時間流逝近一個世紀，世界的文明潮流洶湧，中國社會痼疾難除，形成鮮明對比。
當年，梁任公一定是從青年人不願意拿學問去官場裡混飯吃，而感到千年的官僚社會被摧垮了，看到了新社會的希望，才敢打「千人無一」的包票。可惜未來難以假設，他無法透視歷史。只是，今天的我們再來看梁任公的包票、樂觀與信心，真是思潮起伏，嗟歎復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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