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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焯芬
二○○九年元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主持了新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及國務院參事的聘任儀式。香港有史以來的首位中央文史館館員、漢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榮獲總理聘任，卻因事未克出席儀式。據當日在場的國務院參事王國華先生事後憶述，溫總理在儀式過後的座談會上曾三次表揚了饒教授，並建議研究如何才能培養出饒教授這樣的大學問家。
我多年來有幸追隨饒教授，黍任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從旁觀摩學習，覺得饒教授之所以成為古今罕見的大學問家，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他的好奇心。饒教授年逾九十，可他對學術及藝術探索的熱誠從未隨歲月而有所退減，仍然有著一顆極大的好奇心。你如向他請教一個學術問題，他會不厭其煩地向你解說，還會鍥而不捨地深入鑽研一番，甚至因此寫篇極有創見的學術論文和你分享。有一回，我向他請教《史記》中有關「遷三苗於三危」的說法。歷來史家都說是把戰敗了的苗人遷到敦煌的三危山。可是，三危山並不是什麼大山，如何能容得下數以十萬計的苗人部族群？饒教授就此鑽研一番，約三個月後讓我看了他剛寫好的一篇學報論文，闡釋所謂「三危」，應該是指「危方」，即中國西部的疆土，不單是一個三危山。這個研究成果，絕不是抄炒文獻、人云亦云；既有創見，又合情合理多了。
饒教授這種不斷探索、不斷創新的精神，令他在眾多不同的學術領域中不斷取得重大的突破，成為學術領域極為廣闊、既精且博的大學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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