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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一路有你》的現場。
文、攝：梁小島 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及摘自《南美．藍美》一書
趙崇基自稱 「苦行僧」。
四日三夜，安地山脈45公里長的印加古道，最高處海拔4千多呎，他用腳一步步度出來，到達朝聖終點馬丘比丘，左腳勞損，抬不起來。
一個半月裡，他獨自背包縱貫南美，不知天高地厚，盡量徒步，錢財或遭盜竊或遇橫劫散去不少，幸在性命無憂。
回港竟發現，這一趟似乎醫好了他的憂鬱症。原來人窮也可以很快樂，原來玻利維亞烏尤尼鹽湖萬年堆積的白茫鹽層，哪裡會在乎一個小小導演的憂愁？
苦行僧，苦不是目的，為的只是回首那一刻的富足。因此，他寫了旅程隨筆《南美．藍美》。
趙崇基自認是香港商業片的非主流導演，這種非主流意識還延續到他的隨筆中， 「我不寫哪裡有好吃的，哪裡有好住的。旅遊攻略，那是香港旅行書的主流。」他寫玻利維亞的擦鞋童，寫里約熱內盧的小販，推薦的小食是秘魯「油炸鬼」、巴西汽水，讀者已猜出行程是怎樣的簡陋，可又有一份似曾相識的鄉愁細細流出，那是人在他鄉不能逃脫的宿命。
香港導演的小情懷
2009年11月開始上路，剛好是他結束電影《一路有你》拍攝後的空檔期。故事講一位往返中港兩地開貨櫃車的香港司機，因一次交通意外撞死了一名內地男子，後來發現死者的妻子已懷有身孕，更產生深深的自責。在他希望能獲得對方家人原諒的過程中，兩人卻產生了感情。
「其實是關於選擇、贖罪，又帶點壓抑的戲。」主流市場的中港合拍片趨勢，趙崇基無法抗拒，因為那是投資商必須搶佔的市場。
但他無法忍受只讓兩地演員按比例地混合演出，卻貌合神離，更無法捨棄香港本土電影中的小情懷，擁抱所謂的普世價值。對中港邊界的關注，是一種折衷，又力所能及。
他總是在無意，或者刻意地區別大眾和小眾，正如他對旅行團已到了抗拒的地步。
「旅行團的經歷會讓人變得心急。每到一個地方，第一件事便是拍照，結果帶回來的，全是照片、錄影，心的感受是怎樣，完全看不到。」
他的南美隨筆，先有圖片，後有文字。
「因為是獨自旅行，我每到一個地方會逛很久，然後才拿起相機；也幾乎不拍自己，但你看到的全是我眼裡的世界。」旅途中拍到的路邊海報、門腳的睡貓、甚至殘羹冷飯，就是他的視覺日記。
比誰更捱得
這個背後其實有一個強大的自我。說不清從何時開始，趙崇基便喜歡徒步。 「我行路是一絕。」他自信地說。家住跑馬地，地鐵沿線東至炮台山，西達上環，他都選擇走路，朋友無不匪夷所思。說起在南美的旅程，如果目的地在1、2個小時行程內的，趙崇基都選擇走。「走路的速度適合觀察事物。」不過，也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時候。
位於秘魯的印加古城馬丘比丘，海拔在2千500呎至4千500呎之間。通向世紀湮沒的帝國遺跡之路，是長達45公里的印加古道。他放棄時需4小時的火車，選擇加入臨時組建的四天三日登山團，用雙腳感受安地山脈崎嶇陡峭的山路。
「古道平均行客的年齡是26歲，我自然超出一輪有餘，老人家更少。」山脈地勢急上急落，是對膝蓋的嚴重折磨，他出發前有些輕敵，忘帶的行山杖差點成了那最後一根稻草。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到了第三天，我們4人團中有一個英國人，一直驚訝我竟可以撐那麼久，見到我最後快支持不住，便堅持要借出他的行山杖，才幫我度過了最後的幾個鐘頭。」結果左腳勞損，幾乎不能走路。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這可能與我拍戲有關。我的忍耐力很強，我可以連續10幾個鐘頭連續拍片，或者條件非常艱苦，我都是整組人最捱得的人之一。」聽說過他為了拍一個鏡頭，在替身缺席的情況下，親身上陣跳笨豬跳，下來後又暈又嘔。
趙崇基拍過15部電影，儘管戲裡的演員幾乎都少不了劉德華、劉青雲、古天樂這樣的大牌，但他的作品仍被認為與商業不太沾邊。其中一個解釋，是說他有文藝氣質。
「這個社會是怎樣的，特別影響我們拍商業片。如果社會是反智的，要麼跟隨它拍反智電影，要麼不跟隨主流，就被人認為是曲高和寡。」
曾經的文青
趙崇基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因為喜歡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他是真正的文藝青年。
「成天在電影圖書館拼命看所謂的經典西方文藝電影，後來成為第一個香港學生當上台大電影社的社長，去訪問侯孝賢、楊德昌那班導演。」他還說起自己年少的張狂，從髮型到衣着，都要與眾不同。最記得中學畢業的露營，眾人圍在柴油火車的露天車廂中，高唱John Lennon的 〈All we're saying is give peace a chance〉。那是如此的自信和勇敢。後來順理成章進了電視台、電影圈，「但整個人變得很收埋。」那個張揚被壓抑，表現出來，便是對應酬活動的拒絕以及對業界的疏離。
他家的書房，整面牆都是書，上面有卡夫卡、杜斯妥耶夫斯基、白先勇，還有《中國農民調查》。「我有時懷疑自己的喜好與大眾是不同的，但又不敢去證實，不然就會說明我的市場價值有問題。」其實，大眾是個怎樣實體，沒人說得清，大眾中也會有人看卡夫卡、白先勇，只是可能香港不多。
在《南美．藍美》的自序中，他承認旅程的快樂只持續了有限的一段時間。「只好常常對自己說，做一個什麼樣的人遠比做一個什麼樣的導演重要……」他寫道。可是，他一定還是有滿足感的，他對自己的電影負責，雖然現實常有愁困，但他仍然會拍下去， 「那是一種表達自我的快樂。」
因為寫書，他重拾了寫作，手稿都是先用鉛筆寫一次，再用電腦打一次，在寫作中，他發現了久違的另一種快樂。
踏遍那麼多地方，選擇居所時，出乎意料的，仍然是香港。 「我是一個資訊狂，受不了世外桃源的與世隔絕。就算是在南美旅行，也都會用手機關注香港和世界的新聞。」離開是為了更好地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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