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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左一）、新加坡總統納丹（右一）與吳為山。
文：文匯報 吳：吳為山
文：您是如何產生創作「中國歷史文化名人」系列雕像的想法的？
吳：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上世紀80年代，我們國家的改革開放走向縱深，一開始就強調經濟的發展，全國的私營公司應運而生，漸漸的，會發現社會的價值取向明顯對大款、老闆產生崇拜，而對科學家、思想家已經淡忘。我覺得，一個國家民族的興旺，還是要強調一種民族精神，而這，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我們的文化。把歷史上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文學家的形象做成一個豐碑，可作為我們精神的寶藏。
第二方面，中國古代是沒有肖像雕塑的，也沒有為在世的人做像的習慣。你看，孔子、老子、蘇東坡等，即便是平面畫像，也是後人根據想像畫出來的。中國是一個文字記載的國家，對形象不重視，真正做人物形象開始於近100年左右。我想，通過做歷史文化人物，發揮我的藝術創造，同時也給中國的雕塑史，留下重重的一筆。第三，我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對文化的情結很濃。我自己的興趣是喜歡和文化人打交道，聽他們講話，和他們交流，自己也得到提升。這些人當中，像社會學家費孝通、科學家楊振寧、文化大家季羨林、饒宗頤、書法家林散之，包括作家冰心，他們都有很高的智慧，為人有風範，我從內心敬仰他們。而通過我的手對他們的理解表達出來，也是我樂於做的事情。有一種補品叫「腦黃金」，我跟這些大師往往只有幾十分鐘，最多2、3個小時的交流，但他們會把一生的經歷告訴我，讓我吃了很多的「腦黃金」。
文：創作歷史文化名人一定與其他的雕塑是不同的，您認為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吳：是很多艱辛。作品完成，往往你認為很像，很傳神，但是他們的家裡人覺得不像，因為他們和我的著眼不同。我重新檢視自己的創作，是有一定的自信的，後來作品還是得到了名人的家人認可。我做的馮友蘭，他的女兒宗璞，特地感謝我，說我用雕塑凝固了哲學家的靈魂；我做的楊振寧，也得到他本人的高度認可；我做的齊白石，現在被放在中國國家美術館門口，這些都給了我勇氣和信心，也給了我不少機會。
做人物雕像和書法、畫畫不一樣。如果你是一個書法家，出名以後，別人都不會怎樣挑剔，如果是畫山水花鳥的畫家，無論怎麼畫，人家也都認為你畫得好。可是如果你是個雕塑家，你把楊振寧做得很像，他很滿意，可是如果把高錕做得不好，得不到他家人的認可也沒有辦法。做人物雕像，每時每刻都在重新爬一座山頭，不能坐享其成。
文：當年您同時被中央工藝美院錄取，為什麼還是選擇了留在南京？
吳：因為在南京，有我從小就非常崇敬的老師，當然，北京我也很嚮往。這也許是我的性格所在，有時候在選擇面前還不夠果斷。但對於個人來說，選擇的過程也是發展的過程，可能在選擇過程中打下很多鋪墊。所以，也沒有什麼可後悔，我一直是立足於當前看未來，總結過去，但不為過去的失敗左右。原來我在南京大學當院長，現在我的工作調去北京，為這個選擇我思考了三年。但人生沒有絕對的標準和絕對的成功，只要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對社會有貢獻，就是最大的成功。
文：您雕刻的弘一法師曾被拍賣到30萬人民幣，您如何看待您作品的市場價值和藝術價值？
吳：長期以來我的思想還是比較保守，我自己從不拍賣，都是別人從我這裡拿走去拍賣，都是我很早散落在外面的東西。藝術是與經濟有關係，但我不希望將它們連得很緊，它的價值我不希望只通過拍賣才實現，但客觀存在的價值、交易，這與本人無關。我並不反對藝術品以貨幣的方式流通，但不僅僅於此，要真正的走進人們的心靈，走進歷史中才是最高的肯定。比如博物館的收藏，儘管錢很少，但可以流傳後世，成為國家民族的財富，比短時間的商業交易來得大。
文：您在今年3月的兩會發言中，說到中國崛起需要的大國思維，觸及您這個想法背後的觀察是怎樣的？
吳：國家的強盛不僅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最重要的還是文化的力量。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引進了不少西方的價值觀，這個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但有一個地方需要注意，就是全球一體化。全球一體化實際上是經濟一體化，不能講意識形態一體化。中國要在世界上長期立於不敗之地，我們先進文化的建設非常重要，中國的文化之所以經久不衰，看看歷史就可發現，中國的文化一直在一種生生不息的交流中、在和諧文化交流中發展起來的。元、滿清，都是外族入侵，但最後他們的文化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還有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都是我們的和諧文化交流的體現。我們現在要強調是中國文化的輸出，比如奧運，神六上天，都是很好的展示機遇。如果很好的將中國和諧文化向西方傳播的話，可以消除中國威脅論。另一方面，要創造現代文化，就要吸收世界先進文化，這是大國應有的胸懷。我不是一個政治說客，但我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談談國家文化的交流。我希望，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把我的聲音向海外很好地傳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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