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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書院。 網上圖片
龔敏迪
從廬山下來，進入綠樹掩映的白鹿洞書院，就讓我想起朱熹曾兩次上書朝廷，他說：廬山的「佛堂數百，廢壞者無不有人修復，而儒生讀書之地只有白鹿洞一處，卻破敗百年，無人過問。」其實，自從宋真宗規定「不入國學，不能應舉」以後，民間性質的白鹿洞書院，已經在現實的儒生中間失去了地位。南宋朝廷也無意，更無暇顧及他的興廢。而作為地方官的南康太守朱熹恢復了它，更主要的是將它變成了自己宣揚理學的大本營。理學家們提倡堅持的操守固然很重要，不幸的是，如《二程全書》所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以及「二十四孝」之類中愚忠愚孝的事，都是男人不能成為忠臣烈士，卻要求女人貞節；長者不能清廉奉公，也不能真正做到愛幼，卻要求孩子放棄自己的權益。這種要求從弱者做起的目的，無非是迂迴地想通過這些，維護皇權的至高無上。
進入白鹿洞書院，最感興趣的，是朱熹所立的那塊陸九淵在此講學後留下的《白鹿洞書堂講義碑》。淳熙二年，陸九淵兄弟和朱熹在江西信州鵝湖寺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辯論，與會的朱亨道曾記述這次爭論：「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朱熹）之意慾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撇開那些繁瑣的術語不說，簡而言之，就是陸九淵的「心學」主張堅持頓悟式的良知，從而在行動中擔負起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責任。朱熹漸悟式的「理學」則認為：「理」是先於人而存在的，人們應該在後天的學習中去掌握並運用它。所以淳熙八年（1181年），陸九淵應邀來朱熹初創後的白鹿洞講學，朱熹在陪陸九淵泛舟時，一語雙關地說：「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意思是：溪山長在，人非長存，心理之間，哪個更根本呢？然而，即便把「理」看成是宇宙事物的固有規律，要認識、掌握它，還是離不開具體的人，而且認識、掌握的程度，也是因人而差異巨大的。所以，陸九淵在白鹿洞講演的題目是《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說判斷君子小人，關鍵是「當辨其志」。求取功名的人，有的志在陞官發財，其功名考取，仍是「喻於利」的小人；有的志在治國安民，求功名則是「喻於義」的君子。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維護了他的「心學」注重樹立人生價值觀，擔負日常社會責任的理論。而且這種頓悟的「心」，是比較自由並且還有「以民為心」的成分，並不是一味的維護統治者的所謂「天理」。也許是朱熹的白鹿洞書院還在初創階段，當時大多數人也都接受「心學」，所以朱熹需要他的論敵來提升白鹿洞的人氣，所以留下了這塊很有意義的《講義碑》。
近年，白鹿洞書院又引進了一對白鹿，《唐才子傳》說：唐朝時洛陽人李涉、李渤兄弟因為北方戰亂而來到白鹿洞營建茅舍讀書的時候，與他們接鄰的還有博陵人崔膺兄弟，李氏兄弟因為馴養了一匹白鹿，陪伴他們讀書遊玩，所以就有了白鹿洞之名，李渤的《石鐘山記》中也自稱為白鹿先生。李涉雖然學有所成，被推薦做了太學博士，但縱觀他的心志，似乎也並不熱衷於想做存天理、滅人欲的衛道者，所以他自號「清溪子」熱衷於遊山玩水，在去看望當了江州刺史並重修了白鹿洞的兄弟李渤時遇盜，竟然只要他寫首詩，他竟然說：「世上如今半是君！」估計他們兄弟因為是在此讀書有年的知名人士，加之現在其弟又是當地的行政長官，強盜也不想給自己找麻煩。
而《唐國史補》說，「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的崔膺則「性狂率，張建封美其才，引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呼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桂苑叢談》說，引起眾怒是因為他「時因酒興，偶畫得一匹馬，為諸小兒竊去」，他就大叫「膺失馬」，結果鬧騰了半天才知道，不過是被竊了一幅畫！於是監軍氣得要殺他，因為監軍與節度使張建封有約「彼此不相違」，所以他向張建封要人，張建封也只好答應，不過他說他也有要求，監軍自然也答應了，張建封的要求卻也是「卻乞取崔膺」，這才救了他一命。不過他最終還是被淮南節度杜佑的後妻害死了。
朱熹的「理學」曾一度得到獨尊的地位，那是因為它迎合了最高統治者。而從「心學」中所見到的意義，卻在於尊重他人生存的權利和不再疏遠人生良知的價值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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