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陳志明所寫的《金庸筆下的文史典故》。 網上圖片
潘國森
二○○○年出席北京大學舉辦的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初會馬幼垣教授，馬公治學的主要範疇是中國古典小說和海軍史，原來他與「小查詩人」還是「中表之親」。會間馬公提議編一部金庸詞典。或許大學教授生得好命，凡籌劃研究項目，總會想到要先解決經費問題。結果「鏞表哥」對「垣表弟」的建議並不熱衷，於是乎金庸小說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大型詞典編纂計劃，就給扼殺於萌芽階段。但是差不多與此同時，一位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正開始為金庸小說作注，這可以說是編一部小型金庸詞典的先期準備工作。
陳志明《金庸筆下的文史典故》和《金庸筆下的文史典故續編》分別在○七、○八年由東方出版社刊行，兩編都分上下冊，書介言道：「這是國內金庸研究者中第一次有人從這個角度對金庸作品進行全面箋釋，資料豐富，具有相當工具性和收藏性。」出版商強調其工具書的作用，那也可以算是一部小詞典吧。
金庸小說進軍中國內地已近二十年，到了今天仍有不少論者歧視之為「通俗小說」而菲薄之。金庸小說實是「典雅小說」，筆者常想，假如有機會與此輩面談，或會不客氣的問：「小說中的典故，十成中你懂得幾成？有幾成是你知道出自何經何典？」我深信那些沒有細看過小說而妄發謬論的人定必為之語塞，若說懂得多，則一經考校就會黔驢技窮；若言知的少，還憑甚麼評金庸小說為「通俗」？那就等於投降認輸。
陳志明這兩編四冊可以讓讀者加深了解金庸小說的典雅，資料尚算豐富，發前人未發之議的不在此多作介紹，讀者可自行體會，不過此書仍有不少缺失。首先是體例欠妥。可能是作者的寫作計劃在通俗可讀與學術謹嚴之間游移不定。大部分條目引用小說原文過長，這樣雖然可以便利記性不好的讀者，但作為工具書就顯得浪費筆墨。一些條目只摘引原典出處而不作注解，微嫌躲懶，有失為普羅讀者注釋典故的本意，這在互聯網上已有網民評及。正編和續編出版相隔只一年，兩編分收的條目漫無準則，讀者想找一個典故，實不知該在正編還是續編檢索，足見出版安排欠缺周詳規劃。編次亦非常混亂，竟然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來排列，收條目又不按書中出現順序。如此種種，作為消閒讀物仍屬有趣，若作為工具書則翻查不便。例如《射雕英雄傳》中全真七子，丘處機的一條排得很後，那是遷就被成吉思汗召見的一節，其餘六子則繫在初次出場。淺見以為當以出版順序或歷史先後來排，現在以《飛狐外傳》先行的排法未免媚俗。
作者的著述野心可不小，自序聲稱：「『文史』二字，在這裡取其廣義，大凡詩詞典賦、琴棋書畫、山川風物、典章制度，各類『典故』，皆包羅其中。」如此自許未免過於托大，包羅二字尤見輕率，如果能夠稍自謙抑，於篇名後加上「舉隅」兩字，就不至於言過其實。
比如人物條目，《書劍恩仇錄》花國狀元選舉一節，出過場而有對白的袁枚、厲鶚、趙翼、沈德潛、蔣士銓、紀曉嵐、鄭板橋等文士都有立項（只是照抄《清史稿》，不過辨正江左三大家、江右三大家則可記一功）。那就不得了！《鹿鼎記》連沒有正式出場的黃梧也立項，那麼戲份不輕的重臣如傑書、索額圖、明珠，武將如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地方大員如慕天顏等都不應付之闕如。再如制度，於《鹿鼎記》介紹了八旗，但小說中多次出現的六部、綠營制度等都不注。
作者搜羅小說中出現過的詩詞戲曲比較全面，只可惜沒有提到少年楊過曾經背熟的《全真大道歌》。而對《鹿鼎記》和《倚天屠龍記》回目的「集注」，則嫌誇大其詞。需知《鹿鼎記》回目用查慎行《敬業堂詩集》的聯句，部分只抄錄原詩而不注已經欠妥，更與「集」無關。而不注《天龍八部》回目詞，以及《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回目聯句，亦為重大疏漏。
作者本意包羅，但是研究過程似無系統規劃，如注釋小說中的佛家語亦多遺漏。《天龍八部》鳩摩智在大理天龍寺演練少林七十二絕技中的「摩訶指」，《鹿鼎記》澄觀老和尚讚嘆「晦明師叔」（即韋小寶）他日必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兩個佛家名詞都是當注而未注。還有金庸修改原典的情況，亦未有適當的考異。例如《神雕俠侶》李莫愁整日掛在嘴邊的名句「問世間情是何物」，元好問的原作是「恨人間情是何物」，金庸的改動實有畫龍點睛之功。
陳志明這兩篇作品雖然有不少瑕疵，但是以一人之力、沒有耗費太多資源而能從八年來「評點和注釋」的材料編出是書，亦實難能可貴。而其最大價值，相信是可以用最短時間，向讀者證明金庸小說是「典雅小說」而非「通俗小說」。我想二十世紀的其他所有「通俗小說」該沒有一部像金庸作品那樣，引用這麼多的「文史典故」，陳氏所羅列者，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