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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常有小品譏笑缺乏幽默感的人。云：一段故事終了，意境已出，缺乏幽默感的聽者仍然問：「後來呢？」這一問大煞風景，可以博人一笑的故事頓時變得無趣無味。不過，這對幽默故事而言是如此，換成別的事，倒需要刨根問底，諸事問個「後來呢」。
西哲曰，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吧！就中國歷史來說，有一千個讀者，恐怕也會生出一千種觀點。有人說中華幾千年的歷史，用「專制」二字概括足矣；有人則大加讚頌，謂中華文化獨一無二，不可簡單否定。誰是誰非，還是非中有是，是中有非，莫衷一是，且都有史實充作論據。
皇權統治，是不是一定與落後勾連起來？專制社會是不是一定停滯不前、毫無發展？讀者諸君自有論斷，在下不必饒舌。不過世人切不可忘記兩個事實：第一，中國皇帝退出歷史舞台的歲月剛剛接近百年；第二，中國社會封建歷史有幾千年，比一些成熟的民主國家多了十幾倍或二十幾倍，發展速度卻落後許多，原因何在？是中華民族人種不行嗎？是這片土地貧瘠嗎？都不是。顯例就是最近三十多年經濟發展速度之迅猛令世人矚目，且多以「奇跡」加之於上。尋其源，還不是民主空氣漸濃之故？
何茲全先生在《中國文化六講》中說，遠古以來，不但形成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兩大系統，在國家形態上也出現了東西不同的兩種形態。一般說，西方繼承的是氏族部落的氏族一般成員權，走的是民主的道路；東方繼承的是酋長權，走的是集權的道路。何教授提醒讀者：稱西方走的是民主的道路，東方走的是集權的道路、專制的道路，是大體的劃分，而不是西方只有民主，東方只有集權、專制。絕對整齊劃一的東西，是絕對不存在的。
談及民主和專制，常常使人感到困惑之處，即在於民主之下也會找出專制的事例，專制體內也有民主的幼芽。《老學庵筆記》卷一云：「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禦倚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煙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此處的「高宗」指宋高宗趙構，即殺掉岳飛的那位皇帝。在專制社會，宋高宗算不上特別昏庸無道的皇帝，然而也是可以拿得好名次的。他對宰相的意見竟然如此重視，可見專制之下，某些時候臣子也不是張不得口，尤其唐宋時代之前。不過，不僅每個朝代不可一概而論，就是每個皇帝自己也是此一時彼一時，讓人難以捉摸。也是宋高宗，有一次，御廚把餛飩下得略生了些，就被他打入了大理寺。
在專制社會，各個朝代雖有區別，但最終還是皇帝說了算，也就是《史記》所言的「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明太祖朱元璋更加不分鉅細，要求一切中外奏章都得經他過目。清代皇權比明代集中程度還要高，嘉慶皇帝曾說：「我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從某種程度說，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專制集權色彩越來越濃厚的記錄。在事件眾多、頭緒繁雜的記錄中，尋找任何事例都不困難，不能憑此輕易肯定或否定，更不能對傳統稍加增刪斧正就以為違背了祖訓，就以為遠離了國情，那樣不僅顯得太幼稚，也太草率。後人對古人可以尊重，但不能頂禮膜拜。虛無不好，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盲目肯定，則會陷入自戀之中，無端陶醉。下結論之前問一聲「後來呢」，可能會冷靜一些。
「專制文化」塑造了人的兩種思想，一種是實行獨裁統治並宣揚專制獨裁合理化，一種是閹割民眾獨立精神並宣揚奴才思想合理化。這兩種思想共同作用，使人們形成扭曲的價值觀。戰爭時期多奸細，和平時代少讜論，無不是這種價值觀的體現。嚴復曾說：「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天下、國、家界限的消失，使專制制度在聖君、庸君、昏君、暴君之間無規律跳躍。專制制度如果碰巧遇到昏君暴君，社會就會吹拂淒風慘雨，如果人們恰好碰到一位聖君明主，政通人和的景象就會顯現，各項事業就會有所發展。但總體而言，體制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制約發展速度，禁錮了人的創造力。
曾有一幅漫畫，一個被裝入罈子的人緊縮手腳蜷身生活在其中，可罈子被打碎以後，那個人卻毫無舒展手腳的慾望，仍然縮手縮腳蜷著身團在那裡。人育制度，制度育人，長久浸泡於某種氛圍，人就會由不適變為習慣。專制制度也好，民主制度也罷，對人都有這種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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