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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貴
齊國的國君問晏子，忠臣是怎樣事奉其君王的？晏子的回答很簡單：有難時不陪他死，逃亡時不跟他走。齊君不悅地說，君王把富庶的土地和尊貴的爵位封給他，危難時刻反而這樣對待，能算是忠臣嗎？晏子回答說：臣子的進言若被採用，臣子的策謀若能聽從，國家不可能有難，君王也不至於流亡，用得著臣子去殉難和護送嗎？反之，因為昏聵不明而導致國家危難、君王逃亡，隨同殉難等於白白送死，隨同逃亡則是違心之舉。所謂忠臣，就是平常能夠讓君王向善為民、勵精圖治，而不是等到危亡時與君王共同赴難。
按照通常的道德評價標準，捨命陪君子，夠哥兒們；捨命陪君王，是忠臣。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凌晨，末路皇帝朱由檢自縊的消息傳來，隨後相繼殉難的就有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倪元璐、兵部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卿吳麟征等十五人。在歷史記載中，類似這種隨同君王殉難的臣子還有很多，後人對他們的評價也很高，以為他們是人臣之楷模、社稷之棟樑。其實，這是一種歷史的假象與錯覺，真正發揮利國利民作用的不是忠臣，而是良臣。那些所謂的忠臣，大多是大廈將傾時無奈殉身，而不是未雨綢繆時力補天闕；他們看重的是個人名節，而不是天下興亡；效忠的是舊制度和獨裁者，而不是社稷與蒼生；既不是良臣，更不是功臣。
作為齊國名相，晏子與他的前輩管子一樣，不贊成也不屑去做這樣的忠臣。在管晏看來，真正的忠臣是社稷之臣，應當效命於國家，而不屬於某一位君王。就是說，社稷的利益高於君王，臣子可以與社稷共存亡，而不必與君王共危難。齊景公曾支使晏子替他取熱食和皮衣禦寒，被晏子以「我不是為你掌管衣食供奉的職官」為由斷然拒絕了。景公問他，那你是幹什麼的？晏子說他是社稷之臣。景公又問，什麼是社稷之臣呢？晏子說，就是立於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針之臣。從此以後，景公在晏子面前，總是規規矩矩地按照君臣禮節行事。這也說明，那時的臣子，對職責以外的事可做可不做，而且有權不做。後來的情形就不同了，有些君王不論公事還是家事、私事都安排臣子去做，臣子不僅不會拒絕，反而受寵若驚，引以為榮，甘效犬馬之勞。漢文帝痔瘡發作，疼痛不已，官至上大夫的鄧通為了謝主隆恩，竟然趴到文帝的屁股上，接連幾次為他吮吸膿血。
管子、晏子等一批先秦政治家、思想家，所以能夠提出並堅持社稷之臣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學養修為外，與當時的君臣體制也有很大關係。同後來那種君尊臣卑、高下分明的倫理不同，先秦儒家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且「臣事君以忠」要以「君使臣以禮」為前提。「忠」的含義也不是無條件地順從，恰恰相反，「逆命而利君謂之忠」，臣對君不可以欺瞞，但可以冒犯。孔子甚至認為，君王愚頑不聽勸，臣子可另投明君。孟子則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可見，早期中國的君臣關係比較寬鬆，遠沒有後來那麼緊張，那麼嚴酷，與我們先前形成的印象也有一定的出入。
在先秦政治家、思想家那裡，臣子之於君王，不僅關係對等而且積極能動。加上臣子的學識、智謀和能力大多高於君王，君王對臣子的依賴性比較強，君能選臣，臣也可以擇君；君能炒臣的魷魚，臣也可以炒君的魷魚；臣只對社稷安危盡忠，而不必為君王的愚蠢負責；臣奉獻於君的只是智謀和體力，並不包括人格和自由。這在晏子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在他的話語系統中，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願效犬馬之勞」甚至「肝腦塗地」、「萬死不辭」之類的自傷人格的詞彙。他為了社稷可以弊衣簞食、鞠躬盡瘁，卻不會毫無尊嚴地把自己「貸與帝王家」，這種「為臣不賣身」的獨立人格和操守，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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