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蔡明亮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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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明亮（右）對羅浮宮主席亨利羅伯特的拍攝邀請既感意外，也讓他看到了電影傳播的新途徑。

文：文匯報　蔡：蔡明亮

文：當初決定親自去戲院外賣票的考慮是什麼？

蔡：我的開頭，一方面是有人認得我，另一方面，台灣有同情心。他們會覺得，怎麼導演那麼可憐，要到街上賣票，大年初三出去賣票我也試過。我的演員都很慘，陪著我賣票，心裡覺得丟臉當時又不敢說。其實，還有我自己電影自身的力量，剛開始我沒有估量到，我以為我的電影真的沒人看，不賣座，可是等到我想到去大專嘗試演講賣票，寄信給學校，結果十之八九他們都是歡迎的。很多學校明明是不讓有商業活動的，可是我就是公然賣票，學校有這個寬容。我覺得，學校裡藏著一種種子。原來他們對我的電影並不陌生，在一些相關科系甚至用我的片子做考題，或者是研究生的論文。只是這些人不浮現在檯面上，等到我要過來講的時候，他們就來呼應。這個力量很大。可是如果我擺在戲院，我自己不出聲，哪怕你上《康熙來了》都沒有用。所以我每次賣完一張票，心裡都會竊笑，因為一張票很不容易賣，有時候要花20分鐘去跟人講。他們也許很猶豫，但可以試試看。他們能感受到我釋放出來的那個氣氛。中間也有拒絕的，也有幫忙的，就這樣串聯串聯到現在。

文：你說你對拍電影已經無所求，是因為對市場環境的失望和放棄麼？開咖啡店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蔡：我沒有放棄市場。對電影，我是覺得自己很lucky。這個環境這麼壞，即便我只拍一部，也覺得沒有遺憾，可是我可以拍20年。電影是一種創作，要用一種自然的心情，不能強求，如果下一部電影拍不成，就拍不成。這個想法在《臉》之前就有了。應該這樣說，我極不喜歡電影圈，也不喜歡電影以外的活動，可是我非要去面對，比如訪問啊，奔波啦。我極度痛恨坐飛機，可是我每次都要不停地坐長途飛機。

雖然我對拍電影很早就沒有那麼大的興致，但是來的時候，我並沒有拒絕它。所以我的製片都很了解我，我說我不要再拍了，但有片子來他們還是幫我談。但我從來不覺得電影是我的夢想。你看，我只有《你那邊幾點》是找過資金的，其他都是別人來找我。所以，我覺得每一部片也許就是老天給你的。你把自己做好，就可以發光，被別人看到。

我們的咖啡也是有很多過程的，不是說本來就很好，雖然它很好了，也可能會變得不好，我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其他的就會有人來幫你。我咖啡做了一年多，就有人跑來說，導演，這個咖啡品牌值幾十億台幣啊，我說為什麼？他說開分店啦，加盟店啦什麼的，你看這個邏輯就是世俗的邏輯。我想我要活久一點，不要想這個東西，覺得自己有這個價值就好了。不要去經營，如果有，自然有人會幫你經營。你看我的電影，在台灣我是在經營，但是在台灣以外，它能被看到，都是有人在幫。

文：在你的電影中，總能出現很多老事物，比如老歌、老的傢具，非常的懷舊。你為什麼那麼喜歡老的東西？

蔡：這裡面，其實有一個部分是比較而來的。我們都以為是自己老了，但如果用另外一個面向來看，是東西變不好了，現在的歌不好聽了，或者品質不好了，食物不好吃了。老的電影也有不好看的，但也不缺乏好的，只是很多你還沒有看過。當然，我不是神經病，不是所有的老的東西都好，那些好的，是因為它們被時間篩選出來了。有一次，我放《毛毛雨》給葉童聽，她說，唱得那麼好笑，她也能做歌星了。我說，那是全中國第一張流行曲唱片，當然不好聽。

另外一方面，這可能跟我的人生觀有關係。如果你是比較敏感的人，你喜歡一個東西不會因為它漂不漂亮，而是那個東西有很多生命的牽連，歲月的洗滌。老的東西有美感，但又不是單純的美感，比較複雜，這也跟生活經歷有關。我現在家裡的東西很少，你看我現在連手錶都沒有。以前我跟過一個朋友一起收手錶，後來拍《你那邊幾點》時，就不要手錶了，沒有手錶真是好。頭髮也是，以前你要我剪頭髮，就像要我的命，現在自然而然就不需要這個了，沒有了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