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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明
當《海上傳奇》的第一個鏡頭顯示的是外灘浦發銀行門前的銅獅子，並且背景配上了獅子壓抑的怒吼聲時，我們知道，上海百年歷史所經歷的血雨風霜，帶給賈樟柯的終究是不能平易。
屈辱、開放、繁榮、失落、華洋雜處、三教九流、赤膽忠心、物質至上……這樣一種豐饒而複雜的歷史，使得我們在紀錄片《海上傳奇》中，看到了一個交織著歷史與記憶的「不一樣的上海」，以及那個「不一樣的賈樟柯」。
「傳奇」的個人「註解」
被暗殺的父親、跳樓自殺的母親、解放前夕被槍斃的未曾謀面的父親、被誤解的父親、被「遺棄」的母親、作為黑幫老大的父親說出了「我活著你們都活不了」這樣悲情的話……《海上傳奇》以個體的視角去講述那些已經遠去的傳奇，從而使歷史以一種逼人的質感再度呈現——如果我們認為歷史不僅是一種被講述的話語，更是一種被記憶的話語的話。
出生於1965年的德國作家米爾科·邦內不久前在上海的一個交流活動中曾經這樣發問：「可不可以把別人的歷史當作我們自己的歷史？」他說，這是他寫作長篇小說《我們是怎樣消失的》時，自身所懷有的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人為什麼不願意談起悲傷的、沉重的過去？
人為什麼不願意談起悲傷的、沉重的過去？也許，那是因為一切在談論者心中尚未成為「過去」。人為什麼可以談論過去？也許，因為那些「過去」通過講述，已經成為「傳奇」；當事者談論「傳奇」，是為了給「傳奇」加一個自己的註解——即使這些「註解」往往命運難測、時常遭到忽略。在《海上傳奇》中，通過後代講述對先輩的記憶，「傳奇」開始回歸成「個人事件」，歷史由此變得細碎起來。「可不可以把別人的歷史當作我們自己的歷史？」答案也許是——可以，只要你能從別人的歷史中感受到人類共同的命運，感受到自己的命運。
《海上傳奇》中有兩個鏡頭最讓我感動。一個是烈士之女王佩民講述自己對未曾謀面的、在自己出生前被殺害的地下黨員的父親王孝和的記憶。那些記憶通過一位香港記者在行刑前所拍攝的照片而滾滾而來，在以後的歲月裡從不曾停歇、不曾淡漠。照片上的王孝和，身著白襯衫，年輕，有學生氣，被敵人架住，卻又面帶笑容，嘴巴微張，似乎在說著什麼。那是1948年9月30日。那一年，王孝和年僅24歲。他年輕的妻子不想活了，卻又活了下來，為了保留英雄的骨血。
在王家衛的電影中成為「老上海」的象徵的潘迪華，講述母親如何在1949年帶著她從上海來到香港，靠「跑單幫」過活。回憶那段相依為命的往事，潘迪華為只比她大16歲的母親一輩子沒有享過福而哭泣。曾經，男人可以娶好幾房老婆，而這些老婆也都能「和平共處」，潘迪華認為這是舊社會「一個不好的事」。1949年，當男人再也不可以合法擁有多房妻妾時，潘迪華的媽媽帶著她來到了香港。18歲的潘迪華由此而成長、獨立起來。在賈樟柯的鏡頭中，70多歲的潘迪華仍然保持著女性特有的優雅、從容以及數不盡的情懷。
「傳奇」與「現在」
還有曾經的勞模、曾經的女明星、曾經被用繩子繫成「一串」擠上去台灣的輪船的孩童、曾經在上海的里弄經歷少年的成長的畫家……還有抓住歷史的機遇一夜暴富的上海男人、通過寫作達到「個體自由」與「財富自由」的新一代上海人。可以說，靠倒賣國庫券致富的楊懷定、新一代偶像韓寒是《海上傳奇》中僅有的當代上海人的代表，代表著上海最新近的歷史與可能性。因為只有他們，講述的是「現在」而不是「過去」。這個「現在」，是改革開放以後、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現在」。
翻檢大陸、香港、台灣所有的記憶，採訪了80多位人物，有關「現在」，我們只看到了一位因改革開放而致富的「楊百萬」，一位因改革開放而使得自己的叛逆與才華都有了用武之地的韓寒。對「歷史」與「現在」的巨大反差，一個可以解釋的理由是：傳奇，永遠在回眸之中產生。
也可以說，這就是賈樟柯與眾不同的地方：他關注個體的經驗與情感，可是並不在意表達自己的「不關注」。就像影片一開頭，看到灰濛濛的黃浦江、輪渡上平凡的、沒有色彩的人們，總讓我懷疑，賈樟柯是不是將上海拍成「三峽好人」了？當賈樟柯執著地將鏡頭投射到擁擠雜亂的里弄、打麻將的阿公阿婆、造船廠躲雨的工人、建築工地裡衣著各異的年輕打工者，而對上海最富盛名的「白領」，只用了一個契訶夫式的「在電梯前」這樣一個場景時，我們會發現，賈樟柯仍然是賈樟柯，他呈現他眼中的上海，即使這不是別人眼中的上海。
「傳奇」，原本就是一樁一言難盡的事；就像「城市」，也是一樁一言難盡的事一樣。我們來到這個城市，我們看到它，我們永遠看不到它的全貌，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它的全貌。於是，我們從別人的故事裡尋找，我們從別人的鏡頭裡尋找。我們從「傳奇」裡尋找。
片尾，在影片中迷迷濛濛走了很久的趙濤在夜色中踏上一段樓梯。也許，她以為樓梯總是能將她帶到某一處的所在。然而，樓梯的盡頭是斷掉的橋樑。不知是尚未完工，還是剛被拆掉。驚悚，同時是巨大的疑問：你要往何處去？你能往何處去？I wish I knew.
傳奇，也許就在勇敢的探索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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