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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都聚會圖》。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教授 李孝悌
我這幾年，由於從事明清社會史與文化史的研究與教學，並有許多機會前往中國內地作田野考察，所以注意到這個領域內一些新出現的問題與研究趨向，願意在這裡作一番簡單的描述。
第一，是對帝國重新燃起的興趣。我們都知道，中國史和西方史一樣，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一直是政治、外交史為重，到1960年代開始，社會史才變成新的顯學。我們早期對明清帝國的研究，也著重在政治、外交、制度史的研究，美國漢學開創人費正清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一直到我1985年赴哈佛讀書時，帝國的統治問題，仍然是費正清以及他的學生孔飛力（PhilipKuhn）所關注的問題。但過去幾年，對中國帝國的研究，卻蔚為風潮，從秦漢到明清，都受到美國學界的重視。這個對帝國再生的興趣，和早期因為著重在政治、外交史而衍生出的研究，很不相同，除了受到西方史學者對西方帝國研究的影響外，在我看來，和後現代主義的衝擊有很大的關係。在中國史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羅友枝（Evelyn Rawski）在1996年所點燃的關於新清史研究的戰火。很顯然地，這些學者受到後現代主義或新文化研究的影響，不相信一個單一的、漢族本位的觀點，而像美國人要求從黑人、婦女、少數族裔、低下階層民眾的觀點重新詮釋美國史一樣，要求從滿人和各個不同民族的觀點，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資料、立場去重新詮釋帝國的歷史。邊疆問題、族群關係，因此成了這個新興的中國帝國研究的重點。
第二，中國性（Chinese-ness）的問題，再次受到重視。這個問題最早由哈佛大學人類學者華琛（James Watson）在1980年代提出。華琛一方面承認明清帝國的整合性，一方面又對這個整合的帝國的性質與途徑，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看法。（譬如認為明清帝國的整合，靠的不是上層的經典，而是民間葬禮儀式的一致性。）我原以為華琛這個論題早已過時，最近卻注意到這個問題受到「華南學派」的學者和西方學術界一些研究地方社會與民間宗教學者的高度重視，並衍發出許多研究和論爭，所謂「標準化」與「差異性」的問題，在學術界又成了一個熱門的課題。
第三，社會史與文化史均衡的問題。社會史在西方學術界大約從1960年代開始，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但在1980、1990年代，文化史異軍突起，像洪水猛獸一樣，對社會史提出強烈的挑戰，並成為學界一時的新寵。但不過十幾、二十年間，內部的檢討聲浪和外部的批判，讓文化史的學者開始重新正視社會史研究的價值和貢獻。但我注意到在中國史研究領域內，兩者似乎仍有極強的對峙心理。文化史雖然像前衛藝術一樣方興未艾，但在許多社會史學者眼中，仍頗有些邪魔歪道的意味，不願正面肯定。如何在這兩個研究方向之間取得均衡發展，以豐富我們對中國史的理解，是我們都應該面對的課題。
第四，城市與鄉村研究的對峙。這個問題，和上一個問題相呼應。一方面，城市史的研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響，愈來愈受重視；但另一方面，在許多研究中國社會史和地方史的學者的眼中，中國在近代之前，根本沒有西方意義下的城市。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從韋伯以降，對中國城市史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過。已經過世的普林斯頓大學的牟復禮（Frederic Mote）教授從中國城鄉延續性的觀點，同樣認為城市在中國歷史和傳統中，不曾扮演醒目的角色。這幾年來，從華南研究出發，對明清社會史研究有重大影響的科大衛教授，基本上也延續了韋伯的看法，認為中國文明只有鄉村這一種典範。
另一方面，從羅威廉（William Rowe）對漢口的研究開始，學者卻又不斷用實證研究，從理論和實證上，對韋伯的說法，提出挑戰。賓州大學的年輕學者費絲言在剛剛由哈佛大學出版的新書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and Late Ming Nanjing（暫譯：《折衝城市空間：城市化與晚明南京》）中，也對相關的議論，提出雄辯滔滔的闡釋。城鄉問題，看起來和社會史、文化史一樣，仍難取得共識。
第五，地方史的新典範。在科大衛所領導的所謂「華南學派」的影響下，結合人類學與歷史學，田野與文獻的方法，成為最引人注目的新典範。如何從地方的角度出發，建構一套堅實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固屬不易，但如何讓這些地方研究具有宏大的視野，不致流於細瑣和劃地自限，卻是一大挑戰。
第六，在人類學與歷史學結合的地方史研究的典範外，新文化史的研究，在士大夫、商人、品味、逸樂、旅遊、物質文化等課題上，都有相當出色的成績。和前者不同的是，這些學者一方面對社會史的資料、研究，知之甚詳，另一方面，卻受到文學和藝術史較大的影響。揆諸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歷史學從來就是門戶開放，政治、外交史、經濟學、地理學、人口學、心理學都曾對歷史研究有過啟迪之功。有了這些史學史的背景知識，我們似乎不該過分堅持己見，認為歷史一定要和社會學、人類學結合。歷史學可以和任何社會科學結合而受之啟發，為何獨獨不能和人文學科的文學、藝術史相結合，而產生出一種更具人文色彩的歷史學呢？（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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