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比達 不要定義我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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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鮑比達（Babida）的桌上被大小蘋果電腦和各種琴譜霸佔，他正在研究電子音樂，也聽不少林肯公園（Linkin Park）的歌，作為30年前引領港台流行音樂的金牌製作人，已過60的他，仍然渴望繼續風騷。

　「現在的小孩都在聽那些電子音樂，你要配合他們，給一些他們熟悉的東西，再加進一點中國的東西。等他們長大以後，就會念念不忘。」

　「可是現在的市場很混亂，寧願靠包裝也不嘗試新的旋律，因為他們覺得那樣比較安全。」鮑比達一定要混著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才能表達清楚。其實他從小到大，都是跟父母說菲律賓語的。「但我是百分之百香港人。」他叮囑記者要寫上這句。

　和華語流行樂壇同樣變得模糊不清的，還有鮑比達的個人形象。

　毫不誇張地說，他的音樂曾滋養了50後、60後、70後，甚至80後的愛情生活。從70年代的蘇芮、陳秋霞、徐小鳳、林子祥、羅文，到80年代甄妮、汪明荃、張國榮、梅艷芳，他是金牌編曲人。90年代他到台灣發展，初出道的李玟（CoCo）經他一手打造而迅速成名，之後的張信哲、蕭亞軒、柯以敏、趙詠華等，令港澳台三地的年輕人多了心靈的依托。1995年，他為港產電影《新不了情》創作的同名主題歌，原唱台灣歌手萬芳和隨後無數版本的演繹，15年後的今天，依然能在城市小巴、卡拉OK店、各類大小晚會上聽到。

　然而，在這之後，我們聽到的是愈來愈相似的旋律，愈來愈記不住的聲音。歌手成了公關，音樂成了電視劇配曲。鮑比達去了哪裡？

　在上月的「Musicarama音樂新文化2010」的「東瀛音樂新經典」單元，他為音樂會做了一首小提琴作品《進化》，還嫌表達不夠充分，又毛遂自薦做鋼琴伴奏。結果，帶有太空感的旋律在當晚的演出中，成了最有聽眾緣的節目。

我要工作下去

　他最近時常被夢中聽到的音樂旋律所困擾，源源不絕，從未聽過，醒來卻記不下來，有一點淡淡的悵惘。他的住所、工作室和錄音棚都壓縮在柴灣一座工廠大廈內，狹長的臥室被整牆的CD包圍，一門之外，便是擺放著一架碩大的黑色Yamaha鋼琴的工作室，是他05年從台灣遷回香港後買的。「本來是想買車，但覺得自己始終是一個鋼琴手，應該有鋼琴。」但工作室花費最大的，是一側的錄音棚，號稱達亞洲頂尖錄音水準，他在這裡完成了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送主題曲《點燃激情．傳遞夢想》。「我是一定要在錄音棚中才能工作的人。」

　他每天都會穿戴整齊的在工作室裡工作，只有一個人，他享受這種音樂的沉浸，但在外人眼裡，這個連廚房都沒有的地方，多少有些不食人間煙火，有些寂寥。

　90年代唱片工業鼎盛，寄給他的個人demo塞滿他的屋子，現在卻少有個人敲門，換上的是電視劇、歌唱比賽，甚至選美大賽的機構邀請。「可能他們覺得我太高了，不好接近，其實我很open。」他解釋道。「但是，外界對音樂的投入也愈來愈少，如果只為了賺錢而製作，保證不了投入，質量也一定不好。」除了時常上北京，大多數時候他都宅在工作室，與鋼琴和電腦為伴，心裡卻有種使不上勁的著急。「我很想幫忙，我很想工作，做更多讓大家都喜歡的音樂。」

音樂人的電影夢

　他與內地選秀節目出身的張靚穎合作過，對香港的「星光大道」也略有耳聞。「能唱的小孩子很多，可是那有甚麼用？市場已經不再。」但他的運氣特別好，總能在流行音樂以外尋找出路自救。「我當時離開香港，就是發覺商業味道太重。」他曾做過EMI音樂總監，3年後即辭職遠赴美國波士頓繼續深造。「那時候做音樂，都是抄韓國或日本，完全沒有原創性。」

　他4歲時，家裡請來前蘇聯籍音樂老師教他彈鋼琴，學了8年的古典音樂，他對任何形式的音樂都有使命。

　「離開香港前，我特地去黃大仙算命，說我的事業在北方，愈北愈好。」

　90年代初，他先北上北京，思考製作怎樣的更國際化的民族音樂。「我做第一張純音樂唱片《中原新樂》時就想，既然中國開放，讓外國人聽純粹的中樂，肯定不會聽。我就找了很多民樂，比如《將軍令》、《十面埋伏》、《滿江紅》，都用西洋樂器演奏。可當時沒有人接受，不知道該怎麼理解。」為了發唱片，他賣掉自己最愛的Benz跑車。「連一隻車燈都沒收回來。」

　他轉戰台灣，一樣在香港的北方。

　和滾石簽約，每隔一段時間，他便出一張純音樂CD，為了從編曲的身份變為作曲，他苦練創作。「每天逼自己寫2至3首曲。」台灣民樂底蘊深厚。「幾乎所有的音樂人，都是很好的吉他手。」

　他為果陀劇場製作歌舞劇《淡水小鎮》和《天使不夜城》的音樂，後者是他首次與蔡琴合作。「蔡琴的嗓音很特別，但很少有人知道用怎樣的音樂感覺去配合她。我為她做了幾個歌舞劇和幾張CD，可以說讓她翻了身。但之後她去了環球，你會發現那些新歌跟她有距離，只聽到她在唱，但聽不出旋律的風格。這是製作人的問題。」他也陸續為電影《新不了情》、《夜伴歌聲》、《夜奔》等配樂。「我一直有一個夢想，就是跟一個好的導演，寫一個電影音樂，然後拿奧斯卡獎。」

音樂如衣服

　離開台灣，因他再次察覺功利心態的破壞力。「為甚麼藝術和商業要分得這麼清楚？Marketing的工作，其實在寫第一個音符的時候就開始了。就是說，音樂的定位要清楚。廣告歌就是廣告歌，歌舞劇要有歌舞劇的感覺。任何的音樂形式對我來說，就是衣服。你要懂得怎麼穿，怎麼搭配，甚麼時候換。」他後來創作芭蕾舞曲，與內地文化學者余秋雨及其太太馬蘭合作黃梅調音樂劇，如魚得水。

　他的父親是菲律賓和西班牙混血兒，他說自己骨子裡有拉丁民族對音樂特有的激情。為了養家，他14歲便出入夜總會表演，讓他很早便知道要如何用音樂調動人情。「在新世界酒店有一個很大的夜總會，我每晚的工作就是讓最多的顧客上來跳舞，所以要想辦法製造不同的高潮。但我也給自己一個壓力，我要讓吃飯的客人在我彈琴的時候，都能看著我。這也是一種心理學，我每晚要捉摸場下客人的身份和性格。」

　他第二次返港，產量卻不多。5年中，寫過幾首歌，給2位新人做了2張專輯，市場反應比較沉寂。他行事低調，從不參加任何應酬和派對，他從不怕生活的寂寞，卻擔心對音樂的付出。

　「別人問我到底是做甚麼音樂？其實我甚麼都做，要想出名，流行樂壇裡最快。不過我最後希望我是藝術這邊的，因為我的偶像都是古典的。我看著他們，只能不斷地同時做很多事情，一旦有一天我不用考慮我的開支，我也許會寫出點像馬勒的東西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