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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凱設計的酒店效果圖。
文：香港文匯報 潘：潘公凱
文：您在18年前就提出了「錯構」和「轉念」的理論，當時建基於什麼？
潘：我這個理論其實是憑著直覺看作品看出來的，並不是從西方的理論推過來的。當然，70、80年代美學領域大概的情況，通過國內的翻譯著作，我是有所了解的。這也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學習並不是資料越多越好，像我自己，首先要找到關鍵的材料和關鍵的信息。
西方當代藝術的理論一直在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藝術的現代性問題，第二是藝術的邊界問題。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西方主流的理論困在其中走不出來，我作為中國人在外面直觀的看他們的作品，我看到了出路。
我的文章18年前已經發表，當時沒有影響，因為大家看不明白問題的重要性。但我也知道當時肯定不會有反響，我要發表是為了說明文章是那個時候寫的。我知道這個理論很特別，純粹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相信我的東西是對的，但也不急於證明。我的性格也是這樣，我覺得時間長了，慢慢就被人認可。我做的那個裝置作品是為了說明這個理論，草圖已早就想好，只不過當院長太忙，一直沒有時間做。
文：為什麼您會用一個裝置作品而不是別的藝術形式表達您對西方當代藝術的困境的解答？
潘：因為西方主流的學者們所面臨的困惑是從觀念與裝置作品來的。現在的很多年輕人，包括香港也是，有很多藝術家在做觀念性作品，但他們只能跟著西方的規則，特別看重哪種做法會受到西方策展人的重視。但我不是，我看到了整個西方體系內部的矛盾，我想提供一個中國人的方案去解決他們的困惑，這有可能改變他們的發展方向。我已經約好了，大概明年3月份會去美國，跟當代最重要的美學家丹托（《藝術的終結》的作者）討論，他說藝術終結了，我說沒終結。（笑）
文：您父親潘天壽在從事美術教育時和您作美術教育要解決的問題分別是什麼？
潘：我父親那一輩生活的年代，西方的藝術發展很蓬勃，正是大唱凱歌的時候，發展得特別順暢，他要做到的事情，是要捍衛中國民族藝術的價值，不要在西方強大的主流的藝術觀念之下，把中國的觀念給埋沒了。他們捍衛中國的民族文化，那種危機感是在自己這一邊。
我們這一輩要複雜得多、深入得多。我們要面對的是兩方面問題，一是我們中國藝術目前存在的問題，倒也不是特別大的困境，比如說，市場經濟的問題，繪畫的學術價值和商品價值之間的差距，市場的炒作，但這並不屬於藝術本體，而屬於操作上、機制上的問題。西方在面對本體論意義上的困惑，討論得更加深入。因此，放眼世界，可以感受到我們有更深沉的使命，中國的藝術家和理論家，如果要在全球的範圍內有話語權，發揮作用，我們必須要去面對全球的問題，要回答全球的問題，而且，還要答得好。這一點上，國內恐怕美術是走在最前面的。
文：為什麼這種世界話語權的參與甚至帶領會發生在美術這個領域？
潘：恐怕跟美術學院發展得特別好有關。客觀來講，中國的美術學院聚集了中國美術領域最出色的人才，這點和西方不太一樣。西方的美術學院聚集的不是一流人才，他們第一流的人才都是獨立藝術家，賺錢多，最好的藝術家每年能有上百萬美元的收入；當教授賺錢少，教書就是幾萬美元，差距很大。中國一流的畫家都在美術學院裡。這個是體制造成的，個體戶很難發展，藝術家覺得如果我不是一個教授，只是一個賣畫的人，好像檔次比較低。第二個原因，中國人口多，想學藝術的孩子太多了，美術學院特別難考，考進來的學生程度都很好，為了考試，這些孩子們可能要在外面考前班先學2、3年。
文：您最初接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時，學生人數只有600餘人，如今已擴展到近6千人、6大專業分院20多個專業方向，並躋身世界頂尖美術院校之列，這對於話語權的推動也有影響吧？
潘：有一點個人原因，我想，如果校長很想做事情，當今中國是能夠做很多的。但美術學院不像理工科學校，需要很多的高科技實驗設備，比如：原子反應堆，粒子加速器，如果這些沒有，諾貝爾獎就拿不到。像美國、歐洲他們的學校的實驗設備都非常好，這一點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還是比較大。
美術是特別依靠單個的個人的智慧。美術是最不需要團隊的行業，對硬件的依賴性比較小，只要腦袋聰明就好，畫紙顏料都很便宜。中國上得最快的就是美術和體育，體育也不需要設備。這次奧運，我們有兩所大學得到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表彰，一個是北京體育學院，因為它培養了很多世界冠軍，另一個就是中央美術學院，因為把奧運會弄得漂亮了。
另外，是我們學校特別國際化。我們所有的專職老師一共是300人，但一年中到我們學校講課的外籍老師大概也是300人，多到學生都聽不過來。外國教授來講課也挺不容易，如果講得不好，學生全部走光，一點面子都不留。我們在國際交流方面特別的自由和寬鬆，和國際接軌走了10年，世界上最好的美術學院都和我們有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不是說說客氣話，而是坐下來就談正事、談實質性的合作。我們對外國教授一點優惠都沒有，連講課費、路費也不給，他們特別願意來講。他們回去匯報，也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中央美院是世界兩三所領導型的美術學院。我們做世博會、奧運會，在歐美是不可能的。西方國家項目通常由非常著名的設計事務所做的，它不會交給一個學校做，而中國政府最相信美術學院，世博會中國國家館的內部展陳項目僅設計費就有近兩千萬。這些機遇都與我們的國情有關。有這麼個背景，我做的專業研究和專業方向，在全世界美術學院的院長中都是沒有的，歐美最棒的院長後來都不搞專業搞行政了，他們很驚訝，你當院長學校發展那麼快，怎麼還有時間搞那麼多專業？
文：聽說您設計中央美術教學樓內部裝修，還有其他建築設計比如浙江富陽文化中心項目，都是用手繪圖紙？
潘：因為我不會用電腦。（笑）有一個說法是，要進入21世紀必須要會3件東西：電腦，開汽車和英語。我三樣都不會。電腦操作要有一個熟練的過程，我太忙，沒有時間。雖然我完全不操作電腦，但我懂電腦裡面的原理。我可以指揮小孩，小孩子只要手快眼睛快，操作是很死板的事。但電腦的軟件運作規律我是清楚的。英語也是一樣，都是技術問題，真正難的都不在這裡。就算我懂英語，也懂不到和專家進行學術對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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