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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現在，因為名字而帶來的諸多困擾還是讓她無所適從：從海外寄往中國的郵包，有她的名字，統統無法入境，而2年前北京奧運前夕重演的大型歌劇《茶》，人們能一眼看到海報上的譚盾，卻對該劇的導演和編舞僅有的英文名「Chiang Ching」迷惑起來。
她是第五屆台灣金馬獎影后，命運讓她成為醉心於舞台創作並活躍數十年的藝術家，她就是「江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部分圖片來自《藝壇拾片》一書
江青原名江獨青。
50年代初，因為要響應「破私立公」的政治運動的號召，充滿理想主義的母親，毅然到派出所的戶籍處，給還在念小學的她改名，去掉了那個自私自利的「獨」字。與毛主席的夫人重名，那是到60年代中以後，老百姓才知道的事情。
在她最近剛出版不久的談藝錄《藝壇拾片》一書中，收錄了畫家郁風的一篇舊文，裡面提到江青的一本自傳，印象最深的是「關於她的倒霉的名字就寫了獨立的一章。」
跳舞的江青
新書2010年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不料樣書無法從香港寄到北京。「後來他們跑到深圳去寄，才寄過去。」江青無奈地笑著對專訪記者說，她只覺得荒謬。
2006年劉索拉創作了一齣室內歌劇《Fantasy of Red Queen》，講另一個江青的故事。那是一個對權力追求終老的婦人，只能靠狂想和夢魘度過餘歲，映射的卻是當代女性難以逃脫的缺乏自省的悲劇。聯合導演和編舞請來的是好朋友江青。「我認同索拉的觀點，但對於那個江青，以前聽得太多，反而不感興趣。」
那個政治江青權力追逐的巔峰在60年代，與此同時，這個江青則結束了在北京舞蹈學院長達6年的訓練，隨家人輾轉香港，考入南國實驗劇團，結果被導演李翰祥慧眼相中，並隨之前往台灣開闢演藝事業。儘管有地理的間隔，風雲色變的政治環境還是對她以及留在國內的親戚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江青」這個名字成了不斷「轟炸」電台廣播、電視機的礫石，她對名字的過敏症也從那時引發。
「1967年我在台灣的時候，有次去一個朋友家吃飯，剛一進門就聽到電視裡傳出『江青』的名字，我以為又是甚麼政治宣傳，結果發現原來是公告說我得了金馬獎。」這個影后才20歲出頭，得獎的作品是李翰祥的國聯電影公司出品的《幾度夕陽紅》，在裡面她飾演不斷錯失愛侶的母親一角，年齡前後跨越20多年。
金馬獎影后的出走
然而明星的耀眼奪目並不讓她享受，「就像玻璃缸中的金魚」。而誰也無法想像，後來因為婚變而毅然離鄉離子逃向美國的她，經歷了何種的創傷。
「頭天還在拍電影，第二天我就走了。我什麼都不要，事業、家庭、孩子，也沒有錢，飛機票都是父親給我買的，一句英文都不會，就想趕快離開台灣機場，越遠越好，就飛到了洛杉磯。」那是1970年。她重拾了因拍電影而9年未練的舞蹈。「一邊苦練，也教舞打工，一邊學英文。」她後來去了柏克萊大學教書，上課前都要帶著一本字典。
「一開始也不知道將來會做甚麼，只想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學校的氣氛很熱烈，有各種的演講，大家的思維活動也非常活躍，保釣也是那個年代，使我一下就回到了做學生的時代，身心變得開闊和自由。後來我去紐約多了，看了很多現代舞，我發現現代舞的表現方式和題材，都與現代的人的體驗有關，不像古典舞那樣追求純粹的美，注重程式化。我就特別想做創作，也通過創作學習來彌補我的傷痛。」
3年後，她因自己的編舞作品獲得成功，隨後在紐約成立了「江青舞蹈團」，第二年，她默默地把她的哀痛融入了公開發表的首部獨舞作品《陽關》中。那既是關於顛沛、別離、母子離散、背井離鄉的情慟，卻也成為她宣示對哀慟的告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1992年她受邀回台灣參加金馬獎30周年影展慶典，一對陌生的夫婦走向前來作自我介紹。「他們說一定要見見我，因為我的毅然離開電影界的先例，給了他們很大的啟發和信心。」他們是同為金馬獎影后的楊惠姍和她的丈夫、導演張毅。「他們的琉璃事業也曾遇到極大的困難，走得非常不容易。」自此以後，她和他們成為好友。2007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每年頒發諾貝爾獎的音樂廳，上演江青編導的歌劇《茶》，第二年在北京重演，她就邀請楊惠姍設計了舞台上的茶具。
名字的困擾一度似被遺忘。
未經通知的上演
70年代末文革結束，中國文化界仍處於僵化和保守的狀態，她則頻繁開始飛回國內，致力於舞蹈專業院校現代舞的創立，她在美國教舞蹈的經驗告訴她，舞蹈只有從文化的層面去挖掘，才能保持藝術的活力，
「但當時國內教民間舞的方法很有問題。他們只在課堂教教動作，老師不知道這些動作的根源、歷史，學生也就跟著不想。後來我提出來，民間舞要去下鄉采風，就帶了一群年輕老師去，第一個地方是山東，離北京近，然後一個省一個省的去收集素材，很多人都吃不了那個苦。後來，大家覺得這些東西很重要，也開始從民俗、歷史著手。其實這涉及到了整個教育的問題。」
1987年，中國舞蹈家協會邀請她做八個城市的「江青現代舞獨舞晚會」巡演，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最遠至拉薩。戲院海報用的都是「江青」，讓她暗自驚訝國內的包容和膽識。直至2008年《茶》劇對她名字的再次遮掩，事隔21年，讓她五味雜陳。
近幾年她在國內的演出合作都不算順利，其中的幾次大合作，竟都要弄到打官司、寫公開信的地步。
「比如歌劇《映像劉三姐》，當初是張藝謀找我做，說因為看了我給紐約大都會編舞的《圖蘭朵》，覺得很有氣魄，正好手上有一個項目想合作。我一直對民族的東西有興趣，就和他們簽了合同。後來我花了兩年的時間，跑到廣西采風，給他們提供素材，也交出了排練方案。等我回瑞典後，沒收到任何消息，以為是投資過大，劇組要放棄。誰知，3年以後，有國內的朋友告訴我，《劉三姐》已經上演，並且見到了我的名字。但是他們既沒有給我合同上所說的任何報酬，也沒有通知我。」合同無故失效，負責人耍太極，那種強烈被欺騙和愚弄的感覺，她記憶猶新。
怨氣倒是沒有的，對於當年在內地舞蹈界播下藝術之種，她至今欣慰，只是責任與使命已不再。2年前，她失去了摯愛的瑞典籍丈夫，她曾覺得「堅實的大地塌陷了」。再次要面對失去的心痛，她這次選擇了在瑞典海邊小屋安靜的獨處，安靜的創作。她現在正在創作一個兒童音樂劇，她說，希望歌詞用到很多兒童詩歌。「我也需要輕鬆一點。」她終於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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