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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鳳
有天我在報紙上看到，現代人不出國門就能通過互聯網聽美國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的公開課，立即打電話建議已大學畢業的女兒抽空聽聽以開闊眼界。知識傳播的全球化，為無數不功利的自我教育者敞開了廣闊的知識大門。
然而，倒退20多年，身邊的自學者卻都奔的是一紙文憑。改革開放之初，知識分子取代工人階級成為社會主流，大學文憑成為由體力勞動階層跨入腦力勞動階層的敲門磚。我當年上班的那家國企大廠，工友們還把文憑戲稱為「奴隸解放證書」。那時工人幹活兒又累又髒，極低的工資還常被嚴格的懲罰條例扣除；企業幹部則拿著穩定的高薪，在明亮的辦公室中養尊處優。擺脫工人位置，成為很多工人自學的動力。
上世紀70年代，北京各大國企中集聚著很多不甘沒落的年輕人，高考卷走了一撥人尖子，車間裡便瀰漫著落榜者的消沉，有人只差兩分就與正規大學擦肩而過。不服輸者比比皆是，自學迅速成為車間時尚。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的成人教育如雨後春筍地興起了。那時我的很多朋友都上了電大、業大等成人高校，工作、家庭、學習幾個擔子一肩挑，忙得甚至幾年裡彼此都沒有一點兒音訊。
當年我上班的那廠學外語的工人特多。青工們學英語、日語，目的極明確，就是要憑外語的一技之長擺脫體力勞動。改革開放之初，翻譯成為很多行業的急需人才。工段裡一位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技術上得過且過，精力都用來學日語，口口聲聲要當導遊，好瀟灑地領著外國人遊遍名山大川。還有位清高孤傲的年輕女工，從不參加聊天、打毛線，得空就縮在角落裡苦讀英語，數年後由磨工變身為車間技術組翻譯，由短衫改穿了長褂。
一技之長到底不如一紙文憑。上世紀80年代初正規大學生還是「香餑餑」，各單位專業人員青黃不接，成人高等教育的畢業生也能從就業市場分得一杯羹。很多與正規大學無緣者，便走上了成人教育這條路。上「成教」也需要單位同意，企業裡只有科室幹部才能獲准上電大、業大，他們有整塊時間去聽課；而拴在機床邊的工人，多數只能參加不用固定時間上課的自學考試。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是「成教」的一種，她與其他成人教育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學習方式的極大靈活性。無論你上哪兒聽課，甚至根本不聽課，只要通過規定科目的全部考試，就能得到國家承認的專科或是本科學歷。是一所真正的「無圍牆大學」。按當時規定，「自考」的專科考試科目10門，本科20門左右，申請學位還需通過公共英語考試。標準的鋼性、試題知識點覆蓋面的廣泛，讓「自考」曾被稱為成人教育中最嚴酷的考試。有位當鑄工的朋友參加多年自考，剩的一門課考了好幾年，拿到文憑已錯過了改變身份的最佳時期。
從農村返城後，一場病讓我沒能趕上恢復高考的末班車，本想在車床邊默默打發一生，在外飄泊多年後，特別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日子。可在一個悶熱的夏日，疲憊的我突然覺得單調比飄泊更可怕，幾乎在一瞬間，我就決定不再重複自己，去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在這之前我的正規學歷僅是初中。那時，我知青時代的好友們多數已大學畢業成為社會棟樑。
把生命只看成一個段落，就不再患得患失。某天下班後，我帶著剛斷奶的孩子去王府井書店買「自考」中文專業的專用課本。穿開襠褲的孩子坐在涼涼的玻璃櫃檯上呀呀自語，等著我挑書，小腿一蹬一蹬的。當我去廠辦開考試報名需要的單位證明信時，被一位幹事拒絕了。他說：「你還是安心在車間玩『鐵疙瘩』吧！」那時廠裡能坐辦公室的基本都是領導的關係戶，他們討厭工人有「非分」之想。第二年自考取消了要單位證明的規定，我才報了名。激情之下我一次就報了六門課的考試，採取交叉學習的方式。那年通過了四門課。因為每門課每年只開考一次，通不過就意味著浪費了一年時光。
有了目標，暗淡的生活明亮起來。每天下班我不再直奔菜市場，而是吃著乾方便面趕去聽課。四面透風的課堂，素不相識的學友，構成了我生活中的新鮮元素。自考的學友來自各行業，有的風華正茂，有的白髮蒼蒼。自己花錢聽課，光陰如金，誰都不願浪費一點兒時間，課堂上只有「刷刷」的筆記聲，共同目標就是通過走鋼絲般的全部考試。是否能通過，過程是兩年還是十年，命運就不一樣。
因為工人要倒班，有時實在沒時間聽課，有的科目我就死啃課本，看參考書。課堂經常就是公共汽車上、機床邊、更衣室中。背英語單詞，幾乎就全在公共汽車上。中國古代文學科目要求背誦的幾百首唐詩、宋詞，有時就在機床邊完成。那時生產線常因某個環節出事故而斷線，工友們扎堆聊天時我就白揀點兒時間。至今我腦海中《春江花月夜》的清遠意境裡，還融著透明機油、白色冷卻液的味道。每一本考試用書，參加完考試後都被我翻爛了。在參加自考的幾年裡，我的生活簡化到了極點。入托的孩子歸老公接送，接來就送到不遠處的婆婆家玩，讓我騰出時間讀書。有次考試前為擠時間「衝刺」，整天就以單位發的土月餅充飢。
每年春秋兩季各有不同課目的自學考試。有次春暖花開時節，考場上竟有一位還穿著厚厚的棉服，他因為複習太專注忘掉了季節，招來一片學友善意的笑聲。那時，同進了大學校門就開始過輕鬆日子的正規大學生相比，自考生是一類謙卑而勤奮的學習動物。他們躲在角落裡，懷著不甘被拋棄的野心，過著苦行僧般的日子，決絕地與命運抗爭；像鼴鼠那樣一門門地積攢著學分，等待著「修成正果」的一天。自學者們的動機各各不同：有的為改身份；有的為改專業；有的為評職稱；有的為找工作；也有的就為了證明自己。
兩年後，我拿到了北京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大專文憑，四年後，跑了半年北圖，通過北京師範大學組織指導的自考生論文答辯，拿到了本科文憑和中文專業學士學位。考試後我再也沒有打開過那些課本，如今它們靜靜地立在我家書櫃的角落裡。但正是當時看來極功利的學習，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我，讓我能從更高層次上看待人生的苦與樂。
有了文憑後，發現廠裡眾多自考畢業生都在競爭進廠辦大樓。那時企業已經合資，幹部收入很高。廠內調工作是拚關係而非靠能力，其中不乏骯髒的交易。於是我去了社會招聘會，到處投簡歷後，一家公司機關報同意要我。那位素不相識的總編說，他之所以同意調我，是因看到簡歷上我的北大荒知青經歷，當時報社最能吃苦的那位，就是個北大荒知青。由體力勞動轉向腦力勞動，幸福感僅維持了不長時間，就發現被監督的腦力勞動更痛苦，可我已不能再回到從前了。
再後來，因寫批評稿得罪了公司領導，被通知不適合當記者。為了吃飯，我又去了一家喜愛批評報道的中字頭報社。那家報社的同事多是名牌大學畢業生以及研究生，有同事向外人介紹我時，總不忘提一句：她是自學的。我的自考學歷讓我一直低調做人，一直徘徊在主流題材網絡之外，以「打野食」找新聞為生。偶爾一篇心怡的稿子上版，都會帶來由衷的快樂。不懼自生自滅，可能是自考經歷給我的心情禮物。
20多年過去了，自考制度並沒變成老古董，她依然蓬蓬勃勃。一代又一代與正規大學無緣者，依然在利用零敲碎打的時間獲取自考文憑。周末的大學校園業餘聽課區，處處是年輕自學者們的繁忙身影。我想，一個社會的上升門檻越開放，公民的幸福感就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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