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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黔南的三都水族自治縣。
秦朝統一,隨即進行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劃一改革。僅以秦系文字為母體而發展起來的小篆,在強有力的政治勢力維繫下得到發展。而在水族文字中,沒有任何秦篆書體的影子,反而更多是甲骨文的筆意,以及後來漢文字的楷書筆法與書體風韻。正因如此,有人給出了「水書乃是模仿甲骨文編造」的論斷。
潘朝霖指出:「此說嚴重背離史實,水書和甲骨文、金文都是夏商文化圈中同一母體文化孕育出來的文化分支,難以斷定誰先誰後的問題。」
被譽為甲骨文之父的王懿榮先生,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一次購買龍骨治病的偶然機會中發現了甲骨文。而早在咸豐10年(1860年),被稱為「西南碩儒」的方志學家、文字學家莫友芝就在其所著《紅崖古刻歌》及其註釋中對水書有所提及。
「即使假設水書真是清代後仿甲骨文而成,那根本無法形成一整個古老民族的文化,文化是需要沉澱的。」潘朝霖有些無奈,又有些憤怒。
全靠口傳心授 傳承面臨斷層
除了文化自豪感,潘朝霖也有深深的憂慮──水書的運用早已不那麼頻繁,所掌握的人數也急劇遞減,無論人們是否樂見,水族古文字確實已經走到了消亡的邊緣。
「一位水書先生,就是水族傳統文化活生生的圖書館。去世一位水書先生,就是倒掉一座圖書館。最難的是搶救水書先生腦子中的那部分珍貴資料。」他說。由於水族文字的發展嚴重滯後於語言的發展,很多的內容無法用文字記錄傳承,全靠口傳心授,尤其是絕密部分更是如此,可見,搶救活的水書「圖書館」的工作,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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