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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藝術《黑金》，中國人髮基因墨粉。 (2008-2010年)
比起藝術理論，谷文達更喜歡和別人聊聊自己的經歷。20多年美利堅的文化影響，讓他越來越相信，藝術創作只是一種生活方式，離開了生存，藝術甚麼也不是。那長久被保留而此時纏於腦後的灰色髮髻，也許正因為見證了他的生命，相應的成為他藝術家形象的經典標識。
「我曾開玩笑，說捨不得剪這長髮，因為它一半長在中國，一半長在西方。」和徐冰、蔡國強、黃永石水被稱為中國當代藝術「海外四大金剛」的谷文達說。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圖由受訪者提供
現在的谷文達，正享受著隨心所欲又不逾矩的愜意生活，儘管他今年才55歲。他在美國紐約市郊哈德遜河（Hudson River）河谷一帶有一個私人工作室，每年他都會在這個歷史保護區內待上半年，靜心創作水墨畫。剩下的半年，他常駐老家上海，或飛向世界各地參與藝術計劃；北京也有專業團隊幫他打理藝術市場和做公關，讓他在20多年的「缺席」後，能以最快的速度接上中國本土的地氣。
從今年起到明年，谷文達在香港停留的次數也將增加。剛於上月，他受聘成為香港大學2011至2012年度「駐院藝術家」，並參與港大百年的校慶活動。一聽說以理論研究為主導的人文學院並沒有專門的藝術工作室，他立即表現出「實幹家」的務實：想領學生多看展覽，或讓學生參與創作自己的下一個作品。「我會更多的分享我的藝術生活和發生在創作中的故事，這遠比看圖說話來得有意思。」谷文達的英文地道，帶美式口音。態度開放、隨意，他甚至和記者主動提到今年6月就滿8歲的從湖北領養的女兒，他正準備為她辦一個水墨畫展，將慈善義賣所得的款項全數捐給孤兒院。「我對她沒有任何迴避，想從小培養她的社會意識。」
他對香港應該感情頗深，當年充滿改造精神的實驗水墨畫和對文字的拆解錯構，令他當仁不讓的成為「85美術新潮」的代表人物，正是通過香港漢雅軒畫廊的老闆張頌仁，1993年在前者推動的「後89美術新潮」展覽中，他的作品和一眾內地藝術家首次以集體的方式被正式介紹到海外。而香港人也不會對他的藝術陌生，他以世界各地的人髮為材料的大型裝置作品系列《聯合國——中國紀念碑：天壇》被摩根斯丹利購入，1999年由亞洲協會香港中心捐贈給香港藝術館並成為其典藏。
從「震源中心」到世界大容
谷文達最常說的是自己趕上了很多時機，包括文革、純粹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黃金時代，現在回國，他正好碰上國內正逐漸成型的市場經濟轉型的環境。「我們這一代的經驗更完整，」他說，「兩種極端的社會形態我都經歷了，這讓我比現在80後、90後的人多了參照系，我可以分別看到本土人看不到的中國和美國。」
1987年在他辭去執教7年的浙江美院（現中國美院）國畫系赴美前，他因創作偽漢字和錯文字為基礎的水墨行為藝術和大型水墨裝置，成為當時國內觀念水墨畫的先聲，更曾被當時的《中國美術報》稱為中國畫地震的「震源中心」。而1993年，身在美國的他開始製作預定15年、從25個國家的300多間髮廊中收集人髮的《聯合國》裝置系列，更成為他立足西方當代藝術的轉折時刻。1999年美國主流藝術雜誌《美國藝術》更以此作為封面。「那個時候，凡是不在英美體系的外國藝術家都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困境，這個困境也困擾了我很長時間，直到《聯合國》作品，我才覺得解放了。它不僅涉及400多萬人的頭髮，也觸及了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問題。」
當年同在浙江美院、從事美術史理論研究的現中央美院院長潘公凱，對那時就住對面的谷文達印象深刻，他解釋谷文達之所以能走得遠，是因為他身具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底子，並對西方當代藝術理解和吸收得特別好。
谷文達在個人官方網頁上，詳細地介紹了他的祖父與田漢、歐陽予倩齊名的話劇和電影導演谷劍塵，儘管他還未出生，祖父已背上「大右派」之名，被關進上海監獄。後來《人民日報》海外版紀念谷劍塵80誕辰時，他才了解了祖父的過去。「他之所以沒有像田漢他們那麼有名，和他沒有參加左聯有很大關係，雖然他也參加抗戰，但和四大家族的關係比較近。」谷文達小時家境優越，父親曾在解放後任職上海一區的財政局局長。「外祖父是商人，他寫過很多星象學的書，我這次在香港還買到了他一本書的影印本，網上的評級是5顆星。」母親在收到外祖父遺產30斤純黃金時，毅然上交給了國家。「我問她為甚麼不自己留下來，她說不希望我成為紈攜子弟。」
人法自然順勢而行
愛上畫畫，家庭也有間接影響，姐姐拉大提琴，哥哥喜歡畫畫。「不過文革對我的烙印最深。我因為有一點美術基礎，上中學時做個紅小兵的美工，寫很多大標語，畫報頭。」那時他開始對文革標語上的錯字和錯文法發生興趣，這種影響極為深刻，甚至直接啟發了他後來的觀念水墨創作。對水墨傳統概念的提升和對中文文字的反叛，則分別源於他在上海工藝美術學校，被分配學習他討厭的木刻專業，而後來在浙江美院跟隨傳統山水畫大師陸儼少，後者則為他日後對水墨畫的超越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在「海外四大金剛」中，可能谷文達的英文說得是最溜的，而他現任的美國太太也似乎表明了他對美國社會的徹底融入。他曾在一次訪談中，說起他到美國後不看展覽，也不去美術館。「美國的資本主義商業體制教給我很多生存的能力，我32歲出國，但其實在經濟生活上還是一個兒童。」第一年在美國，他接受明尼蘇達州大學的教職，順便為了「練習口語」。然而，對美國藝術界流行的以簽約名畫廊或名畫商的營銷策略，谷文達並不感興趣。從出國時獲取的加拿大授予的榮譽藝術家獎學金，到曾在早期接受的香港漢雅軒畫廊的資助，讓他得以保留獨立創作的自由和空間。「我出國後從來沒打過工，也依靠自己的堅強信念，把生活維持在最低標準。」「我的生存狀態，決定了我藝術創作的形態。」
2年前，谷文達開始了另一個系列裝置作品《天堂紅燈》，他計劃在世界各地著名的地標性建築物上懸掛和覆蓋中國的大燈籠。第一件作品選擇了比利時的藝術之丘王朝大廈，紅黃兩色約6,000多個燈籠將其外觀覆蓋成中式亭子，取名「茶宮」。這既可看成是他將當代藝術與大眾文化結合的嘗試，也是他作為藝術家遇到了近幾年逐漸升溫的「中國熱」的幸運。「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決定了中國當代藝術能走多遠，這個項目的發起，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
谷文達是天秤座，他的從事高端室內設計的美國太太是環保分子，這些都使他對人和自然的相處有更深的對照。無論是早期對傳統、道德的挑戰，對人體生態學的執著，還是後來的波譜，其實他骨子裡還是中國古人的「人法自然」，順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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